“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烬余录》）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从前她有过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逃出了父亲的家，重新活过；这一次，这感觉来得更真实而更正大了，因为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和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起感慨——仿佛感慨着大家的感慨，那么这感慨便可以来得理直气壮，也更伟大些。
个人是渺小的，而群众才伟大，即使是苦难与悲哀，也是群众的苦难和悲哀才伟大。
那么这“群众”中的两个，躲起来静静地结了婚，为什么就不伟大了呢？
傅雷在评论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似乎自他之后，人们便往往喜欢拿张爱玲与鲁迅作比，认为鲁迅是时代的旗手，是伟大的作家；而张爱玲则只反映身边的生活，够不上“伟大”。
然而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呢？鲁迅的文字自然是好的，深刻的，发人警省的，并且充满着时代的力量——惟其太有时代感了，也就打上了固有的烙印；而张爱玲的文字，在四十年代初期不用说是好的，引领一代**，开创“张爱玲的风气”，一时模仿者众，一度形成““张爱玲体”，因为模仿她的人大多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故又称“少爷小姐派”；八十年代，港台文学来袭内陆，张爱玲的名字又热了一次，被当成港台作家让不明底细的内陆读者们小小地**了一回，《小艾》的出土一度引发“张爱玲震撼”，柯灵也适时适机地写了篇《遥寄张爱玲》，溢美之余又不忘了批判两句，令人不能不怀疑他不是真的怜张，而只是要“借张”；九五年张爱玲于美国洛杉矶公寓猝逝，文坛震惊，人们这才真正重新注意到这个不同凡响的作家，在追悼之余开始回顾和讨论她的人生传奇与作品；二十世纪初，“小资”一词泛滥，需要一个牌位来供着让人顶礼膜拜，辉煌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张爱玲遂被奉为了“小资鼻祖”，“祖师奶奶”，再次成为大热门——一个作家，像这样子轰轰烈烈地热了大半个世纪之久，如果这还不叫“伟大”，那么“伟大”这个词本身就变得太“狭小”了。
两千年十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的话题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
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刘再复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夏志清则认为张爱玲如果夭折，鲁迅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为人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看过被称作“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的《小团圆》、《雷峰塔》和《易经》，甚至也避开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存在。不全面的讨论，结论也就很难公正了。但是张爱玲是个死后连棺材也不要留下来的异人，自然也不在意人家的“盖棺定论”。
然而在她过世后方出版的英文自传《雷峰塔》中，我们终于第一次看到她对鲁迅文章的评价：
“古书枯燥乏味。新文学也是惊慑于半个世界的连番溃败之后方始出现，而且都揭的是自己的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但琵琶（书中张爱玲自己的替身）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只是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