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翻译家傅雷先生曾化名迅雨写过一篇《评张爱玲》，认为《倾城之恋》不如《金锁记》，因为柳原与流苏的人性领悟是“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他推测：“《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他且指出“惟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然而傅雷并不了解张爱玲的身世，只是仅仅看过她的作品，知道她曾“身经危城劫难”，故推测《倾城之恋》里“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而以为“《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
事实上，《倾城之恋》固然没有虚构，刻划了陪伴黄逸梵住在浅水湾的那一班贵族男女间优雅的游戏，发出了张爱玲在战乱围城中最真挚的感慨；而《金锁记》亦同样并非虚构，它是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积淀在支撑着，张子静后来的回忆录里明确指出，《金锁记》里所有的场景、人物，乃至细节、对白、穿着，都是有本可依的，他看到姐姐的文字，就想起现实中的二爷、三爷、七巧、长白、长安是怎样的——
“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家……”
“姜家分家那年，姊姊两岁我一岁。所以，《金锁记》前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
“我姊姊是从小说中姜府的大奶奶玳珍那里听来的；有一部分则是我姊姊追根究底问出来的。……”
“《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李国杰，做过招商局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三九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
“我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
“李国杰的三弟李国罴，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媳妇，这一房的香烟就要断绝。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主意：去找个乡下姑娘，只要相貌还过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儿半女传续香火即可。这就是曹七巧进入李侯府的由来。……”
“《金锁记》的后半部情节，多在写七巧爱情幻灭后怎样以金钱和鸦片控制她的儿子长安，女儿长白。到了那时，姊姊和我才进入这篇小说第二阶段的历史现场，和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打了照面。……”
“姊姊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是是‘康姊姊’……”
张爱玲的确和七巧隔着时代与身份，她同样也和像流苏隔着身份与经历——那时的她只有二十三岁，别说结婚，她还没有恋爱过呢。在危城劫难之后，她并没有在现实中握住任何一只手就此结婚了去，只是让小说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是战争与和平的烬余人生。
她曾在《烬余录》里诚心诚意地感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