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多地面对了死亡，活着便益发显得是件具体而琐碎的事情。刚刚解除了对空袭的恐惧，张爱玲便同炎樱迫不及待地往街上跑，一心一意地惦记着在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她们站在摊头吃着油煎萝卜饼，尺来远的地方就横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一个挑着蔬菜的农夫正过马路，遇到盘查。那矮胖的青年日本兵就像安着只机械臂，一言不发就扇了几个嘴巴子。农夫也不吭声，说了反正也不懂，只是陪着笑脸。针织帽，蓝棉袄，腰上系着绳子，袖子又窄又长。
张爱玲愣愣地看着，耳光像是掴在她脸上，冬天的寒气里疼得更厉害。回家！她心里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回到上海去！虽然那里也沦陷了，但上海终究是上海，那里有自己熟悉的空气，亲爱的人，终归不一样。
校园里总有一对对的日本兵走来走去，有时候随意地便推开门走进张爱玲的宿舍里来。好在他们在大学里扮演的角色是校园警察，倒没有什么暴行。然而那种惘惘的威胁是时刻存在的。她只想回家！
她越来越频繁地去浅水湾找人问船票的事——上次同逸梵一起来香港的朋友中，有两个留了下来没走，已经在战争中同居了。因为寂寞，因为恐慌，因为剥去一切浮华的装饰后，直见真心。于是，相爱成了惟一选择。空袭最紧张的时候，他们躲在浅水湾饭店里避弹——完全是《倾城之恋》里的故事。
在《小团圆》面世之前，张爱玲给了明确的香港背景的小说主要就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这三炷香，再带着半部《倾城之恋》——说是半部，因为故事的前半截发生在上海。《连环套》也写的是香港，然而已经很“隔”了。
从这些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带给张爱玲作品的影响。我们不妨把《倾城之恋》和《烬余录》对照着看：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烬余录》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倾城之恋》
——不仅时间选在了一个于她记忆最深的前夜，而且连心态也相类。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烬余录》
“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流苏只道没有命了，谁知道还活着。一睁眼，只见满地的玻璃屑，满地的太阳影子。”
“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子弹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了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倾城之恋》）
——因为女人的战时记忆确与衣服有关，所以是“罗愁绮恨”。
至于书中那十八天的围城，更是原音重现，并且因为附丽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更容易发挥，表现得也更为具体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