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最轻松最可爱的工作，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还可以把它换成钱了。所以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着：“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而我在我书的扉页自我简介里往往写着：“生平三大嗜好：读书，写字，写字换钱。”屡被出版编辑骂为恶俗。
有天弟弟子静来看她，姐弟三年未见，见了，却也不觉得怎么亲热，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觉得这个姐姐已然遥远，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长发垂肩，衣着时髦，十分飘逸清雅；在她，则是因为觉得抱歉——当年母亲收留了她而拒绝了他，使她觉得仿佛欠了弟弟，面对他就仿佛面对债主，有种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缩。
她沏了一壶红茶，切了块从楼下咖啡馆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两个分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多半只是子静在说，她只是听着，心里风起云涌，表面上却只波澜不惊。
他说：“父亲还是老样子，抽烟片，抽得很凶，家里也很紧张，越来越紧。”
爱玲点着头，并不搭腔。
子静搭讪着问：“姑姑今年有四十岁了吧，还没打算？”
爱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说话。
子静又问：“你有妈妈的消息吗？”
爱玲脸上闪过淡淡忧郁：“姑姑说，二婶去新加坡后，开始还有一两封信寄来，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再没消息了。”她没同他说母亲去香港的事，因为不愿意他问得更多。
子静也是担忧，然而忧伤于他从来都是不深刻的，所以很快又转了话题：“姐姐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没有？”
姐弟俩这才打开话匣子，从电影、书，聊到街景、市场。爱玲絮絮地讲起去静安寺庙旁的亚细亚副食品店买菜的事，那些卖肉、卖菜、卖鸡蛋的人都使她兴趣盎然。她喜欢听他们讨价还价，精明利落，又世故圆滑，有点小奸小坏，可是坏得有分寸。而且文理清顺。有一次她排队买肥皂，听到旁边一个小学徒向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可不是‘薰风’的‘薰’。”
她不由笑出来，现在说起来还要笑：“到底是上海人呢！”
子静也笑了：“姐姐也是上海人呀。”过一下又补充，“不过不大像。”
不知道是说长得不像上海人那么肥白呢，还是说性情不像上海人那么精明。
爱玲并不深究，只是笑问：“做什么老瞪着我看？”
“你的衣服……”子静不好意思地说，“真怪。是香港最新式的样子？”
爱玲这天穿的，正是她在香港做的那件红地蓝白花的布旗袍，“奇装异服”中的一件。她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还嫌不够特别呢！”
子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惆怅：“从前妈妈第一次回国来，穿着洋服，大家也都说怪……”
提到下落不明的母亲，姐弟俩又沉默下来。半晌，是张爱玲先拾起话头：“你呢？你现在怎么样？”
子静腼腆地说：“我去年夏天考进复旦大学了，是中文系。”看见姐姐面有鼓励赞许之色，自觉得意，又补充，“教英文的是顾仲彝，教中国文学的是赵景深，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我在复旦念了两个多月，可是因为战争……”他的声音低下来。
爱玲嗟哦：“因为战争……”不禁长叹一口气，想起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子静接着说：“大学停课内迁，不愿迁到内地的学生可以拿到转学证。爸爸不赞成我离开上海，所以叫我拿了转学证在家自学复习，让我今年转考圣约翰大学。”
“哦？”张爱玲注意起来，“圣约翰大学很好呀。”
“是，与姐姐从前读的圣玛利亚学校齐名的。”
“是的。”
“姐姐呢，姐姐的学业怎么办？就这么荒废了，太可惜了。”
“是呀，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爱玲愤愤地说，就是学业这件事叫她耿耿于怀——多么艰难周折才能上学，好容易考进伦敦大学，因为战争去不了；转入香港大学，却又因为战争，连港大也毕不了业——老天爷好像存心与她为难！贾宝玉衔玉而生，她却是打着伞出世，无论走到哪里，阳光怎么灿烂也好，属于她的永远是伞下的阴凉。
子静灵机一动，鼓动着：“其实姐姐也可以想办法转入圣约翰大学呀，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同学了，可以常常在学校碰面。”
爱玲面色一动，转又黯然：“不过——学费。”她叹了一口气，“姑姑没钱的。”
子静也跟着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停了一下，爱玲犹豫地说：“我现在这样子赤手空拳地来投奔，已经很拖累了，如今再闹着要上学，多加一笔学费，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林黛玉吃燕窝——故事倒多。不过上学的事，姑姑也曾提过，说是当年二叔和二婶离婚的时候有过协议，我的教育费该由二叔负担，港大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二婶拿的，现在剩下半年，理当该由二叔拿出来。可是……”
她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完，然而子静已经明白了——自从四年前姐姐在冬夜里逃出父亲的家，至今都没有再回去过。父女俩断绝往来已经四年多了，如今要姐姐回去向父亲低头，开口谈钱，那真是很委屈磨折的。
他于是自告奋勇：“不如我替你跟爸爸说，探探他的口风也好。”
爱玲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