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生是个华侨同学，战争一开始便报了名参加志愿军，和所有的男学生一样，抢着要求上前线。但是战争全不是他想的那样铁血浪漫，他参加了九龙的战事，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少年不识愁滋味，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战时学校停课，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的气息。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其实他只会做一道炸茄子。后来大家每每看他起锅，就替他的膀子觉得难过……
繁繁总总的人像里，炎樱是最从容也最大胆的，嬷嬷宣布因为战争而停考时，她第一个冲出去看空袭，而后回来埋头吃，吃完了回房去补觉——前一晚因为温习睡得很晚，现在不用考试了，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吃同睡。她在流弹中泼水唱歌的满不在乎更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慌的一种嘲讽。在漫天的轰炸声里，那歌声简直是亮烈而振聋发聩的。有同学抱怨：“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却笑嘻嘻安慰：“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那机智和胡搅蛮缠令张爱玲不禁莞尔。
张爱玲自己则是在炮火下读书。之前两年她都成绩优异，可不想今年搞砸了。这次考试准备得不充分，正自懊恼，不想战争给了她多一次机会。
“笔记记得全的话，用功个一两天还是赶得上。”她跟自己默默念，“第二次机会再不能搞砸了。”
然而再也没有了考试，连学校的记录都被烧光了。港大停止办公，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张爱玲跟着一大批同学到跑马地的防空总部去报名，因为“当了空防员就可以领口粮，还可以帮你找地方住”。路上经过墓园，门口牌子上的对联此时看来格外刺目：“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简直像幸灾乐祸！
到民防总部写下姓名、科系、班级，领了顶铜帽子和证章回来，路上遇到空袭，人家跑，她也跟着跑，并不懂得所谓“防空员”究竟是什么意思，又该做些什么。
他们躲在人家的门洞里，飞机蝇蝇地在顶上盘旋，像牙医的电钻，钻得人耳膜胀裂，牙根酸疼，整个人都抽紧起来。“轰隆”一声，整个世界都黑下来，她紧紧地闭着眼，四周静歇了也不敢睁开，惟恐发现自己已经盲了，或者四肢不存在了。
走出门洞时，她觉得自己像重新活了一次似的，是刚才那声轰炸从跑马地墓园里释放出来的鬼。
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任务是记下每次轰炸、空袭警报、还有解除警报的时间。她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只顾得庆幸自己被分配在这样一个所在，简直是猫儿看守卖鱼铺。
她在林立的散发着熟悉的冷香气味的图书架子间徘徊，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完全不记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愈落愈近。这时候她已经惯了，只是木木地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看完《醒世姻缘》，又把从前一直想着要再读一遍却一直没有时间的《官场现形记》仔细咂摸了一遍，一面看，一面仍是担心有没有机会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
每次轰炸的扰攘过后，上司总是问她：“时间记下来了吗？”
而她也总是心虚地笑笑回答：“哎呀，我忘了。”像是中学时回答催交作业的先生。
他也只得拿她无可奈何。连记时间的闹钟都停了——她忘了上发条。
承诺里的膳宿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嬷嬷介绍她到教会借宿，等于被收容了，却不供三餐。但至少她还活着。
有一天她正在细得可怜的水笼头下洗袜子，同学跑来告诉她说：“你知道吗？弗朗士教授死了。”
要隔了好一会儿，她才晓得哭泣，眼前泛起弗朗士教授的孩子脸——就是那个自掏腰包赞助了她八百块奖学金的好心教授。这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爱喝酒，上课的时候抽烟抽得像烟囱。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军营，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上……
她总算知道了什么是死亡，所有的关系都归零了，虚无了。
她哭泣着，追悼的情绪还不曾过去，轰炸又开始了，这次炸中了她住的教会楼的一角。她随着椅子弹跳了一下，吓得一颗心跳到了嗓子眼——好在有惊无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