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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飞在香港的上空，被炮声惊得阵阵恍惚，好不容易才可以收拢心神。这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契女地哭号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却盲目而轻狂地开心着，欢呼着，因为那正是大考前夕，一颗炸弹丢下来，大考还没开始，就被炸掉了尾巴！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在夜里温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本地的女孩子都回家了，这个时候总还是同自己家人在一起的好些；那个汪精卫的侄女一开战就被人接走了；念医科的学生都到战时医院和急救站做帮手，她们一边抱怨着“可怜的医科学生，总是比别人累。”一边沾沾自喜，矜持于准医生的身份；男孩子们闹轰轰地嚷着要报名参军，跟校长请愿，想让他们的教授做领队。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浮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生活的本性。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
她后来写过一篇《烬余录》，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的众生相：
——有个宿舍的女同学，是有钱的华侨，非常讲究穿，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初得到开战的消息时，最直接的焦虑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打仗的时候穿什么？”被同学取笑，她理直气壮地反驳：“人家不知道才问么，我又没打过仗。”后来她借到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战时的官太太们也是人身一件黑大氅；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十分天真。她选了医科，曾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医科要解剖人体，她不由紧张地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战时轰炸，舍监督促大家避下山去，急难中她也没忘记把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不顾众人的劝说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她后来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子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同男护士们一起吃苦，担风险，有说有笑，性格也开朗起来。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艾芙林，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她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你们这些人不知仗是怎么回事，你们什么也不懂。”她哭着，绘声绘色地说了许多发生在内地的可怕的战争故事，把女学生们吓得面无人色。宿舍里的存粮眼看要完了，修女们每天舍生忘死地冒了弹火的危险去买面包回来，艾芙林变得特别能吃，并且劝大家都要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此前她父亲托了本地的一位世交帮忙照顾她，后来她就跟了那个人，据说是个有妇之夫；
——安杰琳，也是从修道院学校出来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洁白的圆圆的脸，一双吊梢眼，非常秀丽，身材微丰，胸前时常挂着个小银十字架，见了人便含笑鞠躬，娴静多礼。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没多久，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读大学，对妹子十分担心，打仗时总是嘱托炎樱和张爱玲多照顾她，说:“安杰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后来他死在了空袭中，到死都还想着要保护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