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从这一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和引申，势利小人就可以说是矛盾和纠结的总和。正因为他们贪图私欲把持权位，蚕食正义，才无端生事干扰了正常的社会运转。记得是哪位大师曾经说过：“倒不是怕大人物缺了德，更为可怕的是因为缺德而成了大人物。”此语命中的社会世象实在更让人触目惊心，惟予不信，请去翻检那些在反腐利剑下落马的贪官发迹史，哪一个屁股下不是一堆金钱和美女！而在他们所成为“大人物”的台阶上，为其垫脚助长的也还是这些东西。也许可能会说总归也离不开一些政绩吧，然而政绩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可以注水或造假欺世盗名的。而金钱是硬通货，美女是双面胶，还没听说有哪一例是以假币买官腾达，更不用说会出现假美女能够性贿赂成功的奇闻了。
并非是专意要去写一部反腐败的长篇小说，而实在是生活的触动和世象万变令人欲罢不能，不吐不快。“卑鄙者领到了通行证，高尚者留下了墓志铭”，红尘浊世中这样的世情现象太让人司空见惯了。很多时候因为不择手段势利小人靠旁门左道得占先机，而实干兴业在正道上遵循正常程序脚踏实地的敬业者却往往丢掉许多机遇。然而天道有常，善恶有报，最终折戟沉沙的是投机者而非敬业者。
我们这代人有幸经历了“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年代，虽然没有大有作为，却也熟识了春种秋收，体味了耕作的劳苦。无论在乡间种地，企业打工，仕途苦熬，商海奔波，也曾担任过多种岗位的法人或经营管理者，官虽没有做大却也历练了不少难险事的处置过程，由此也熟了士农工商各色人等的本来面貌，确曾帮助过一些人解决了生活或学习创作上的难题而并未图报。而你并未图报并非就一定会有好报，偶然的机会中发现这些人在笑容可掬的面具下偷偷伸脚去踹你，为什么踹你是因为你在许多方面比他强，把你踹低了似乎他才能高大起来。
这就是势利小人的处世技巧，一边借你之力一边又挫你根基。自然捣鬼有术也有限，因为这些手脚摆不上台面，也就难成大的气候。我就在不经意中被这些小人给踹高了，不敢说有多高，但至少比踹我的小人要高出一大截的。
世事磨难其实在许多时候让人很无奈，人情冷暖也常让人扼腕谓叹。因为“人一阔脸就变”几乎是相当的一个常态，而人还未阔脸就变也并不鲜见了。就因为干过许多年的记者编导工作，当过地方新闻部门的负责人，养成了直抒己见不吐不快评判是非的习惯（也可以说成是毛病），也吃过犯颜上谏的不少苦头，虽然历史的发展证明自己不幸言中，虽然你说对了人家把事情办糟了，可是人家的官还是照当不误，没准在什么时候又升上去了。你老是愿意讲真话，啄木鸟死到树窟窿里面，吃嘴头子的亏岂不是活该么！
尽管遭遇过如此许多磨难，我却至今不悔执著如初，如果大家都不顾客观现实，都去为了讨得一己私利，指鹿为马逢迎权势，最终的恶果大家都得伸着脖颈去承受，上世纪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带来三年困难的伤痛，至今仍旧让几代人切肤。拿到“通行证”的去享受官位权力去了，“墓志铭”也只是一块刻了字的石头。
人生有年，磨难无尽。翻开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从屈原、李杜、曹雪芹、吴承恩到鲁迅先生和巴老，凡在文学史上彪炳千秋的巨匠，无一不是饱经磨难。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是这个道理。面对而今经济腾飞，创作繁荣的伟大时代，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说：“我们缺少力透纸背的经典力作，缺少振聋发聩的文艺**，缺少学术创新与文化发现，缺少大师式、精神火炬式的文化权威。”
这无疑是直击现实的真知灼见，当代中国文坛之所以缺少大师，缺少旷世力作，不是因为作家们的文学修养不够和文学技巧不够，或许就正是因为磨难不够。曹雪芹先生就是因为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封建专制磨难了他的一生，才磨难出了一部堪称旷世经典的《红楼梦》，鲁迅先生也正是因为旧中国的黑暗和肮脏，才磨砥了他匕首投枪一样的杂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磨难对作家来说应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玉成。
磨难归磨难。说到行将面世的这部长篇小说《“双规”奇局》还是非常幸运的，说幸运是因为在长篇小说销售非常低迷的市场背景得到了花山文艺出版社领导同仁的垂青，贵社没有单是去算能赚多少钱，而是以推出冀版图书品类和本省作家为己任，依然扬帆启行。
在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形势下，虽然出版社和作家都面临着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义无反顾地坚信，今天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文学对精神的滋养，为了让子孙精神上不会贫穷，骨骼上不会缺钙，创造优秀的精神文化食粮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特别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于怀新主任和刘红哲责编的耐心沟通和精心梳理润色，编辑与作家高度默契精诚合作必将催绽文学之树的花红果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