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鹏：那么你写《英雄》的动机是什么？你觉得从民国到现在有哪些人可称英雄？
后面那个问题很阴险，明显才是重点，比之前的提问暗藏了很多陷阱，唐飞越明显顿了几秒。
唐飞越：我来自农村家庭，是农民的子弟，自古以来农民都是弱势群体，当然现在也不例外，未来也肯定继续如此。农民子弟想要出人头地，除了读书就是起義，我没赶上那个时候，所以就只剩下读书这条路可走。
但现在的教育体制是有问题的，不像慈善晚会，不是你侬我侬，它已经走向了产业化，盈利化，世俗化，自从高校扩招以后这种态势就越来越明显，从此以后它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都会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愈陷愈深，大家未来都会以金钱来论成败论英雄。
而在金钱社会中，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会渐渐变得无比稀缺，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至于我当初写《英雄》，目的很简单，我想上我们县城最好的学校，我想接受本地最好的教育，除了贵报社仗义帮助之外，还需要一大笔钱，这笔钱对于城里人来说不算什么；对于农民家庭来说，负担却很重，毕竟我们家三个孩子都要上学吃饭，另外家里还欠八千多块外债。
这个时候，我就想能不能凭借自己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天赋来改变这种现状，最起码我的学费生活费可以不用家庭来费心，这就是写作的初衷，所幸自己很侥幸地成功了，至于英雄主义浪漫主义都是鬼扯，现实才是焦点，能上学才是王道。
在这里需要感谢贵报社和《萌芽》杂志对我的大力帮助，通过这件通过这件事情你们也可以看到，现如今农村的孩子想要上个学都是如此艰难，户籍、学籍、各种城市有色眼镜和偏见，充斥在我们这个国度，因此现状不容乐观。
从民国到现在有哪些人可称英雄？您这是效仿曹操问刘备吗？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再后推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三百年五百年才能回答，毕竟我们现如今还身在局中。
就好比于深山之中观测山高，于大洋之中丈量水深，困难重重。想要做到客观公正那太难了，再说这件事情也轮不到我这种黄口小儿来评论，这是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和历史专家他们的工作，不是吗？
方大鹏：说到高校扩招，谈谈你的看法？
唐飞越：我现在还在上初一，可能六年以后也是扩招的幸运儿，貌似也没有什么立场说话。
不过既然你这样问，可以肯定的是，从前大家都是精英，都想着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希冀社会能朝我们期待的道路上走，大家视金钱如粪土，贬时政如观掌纹；然而扩招五年或者十年以后，大家会发现再考虑这些家国天下的事有点不合时宜，可能好工作都会被别人抢光了，大家会渐渐以工作和薪资作为评判这个毕业生是否成功的标准，知识分子也会迈入这种境地。
因为每年扩招的基数和规模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今年十万，明年就五十万，可能后年就是一百万五百万，扩招这件事本身是好事，可以让很多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为这个国家提供许多有竞争力的人才，只是太过于急功近利了。
本来这个事慢一点，可以用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干的事，非得压缩到五年十年，并且以国策的形式进行干预，这个就有点过犹不及了。现在摆明了要数量不要质量，长此以往高校培养模式都将变成流水线作业，和那些工厂有又什么区别？也会失去竞争力失去其应有的个性和特质。
方大鹏：也就是说你认为这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是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对吗？
真是服了你们这群大报记者，有事没事非得要挑事才肯甘心？
唐飞越：我倒是觉得问题不大，科举制度还搞了一千三百多年呢，那不是选了十万名进士嘛，从小读书识字，接受儒家教育，入仕之后建设王朝，从整体来看，干的还不是挺好的嘛。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形式和过去没什么不同，还是硬试，只不过内容上加入了自然科学，加入了社会学科，内核其实变化不大。
可是谁让我们人口基数这么大，12亿人口，占了地球五分之一，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既然享受到了社会人口红利，那么当然也要承受其中的代价，那么多的人口又禁止随意流动，但是人本质上却具有趋利性，天然向往更好的生活，天然向往城市，怎么办？
只能从中取优，选拔更加优秀的人，允许他们打破人口流动机制，到头来还是得从教育入手，在这个过程之中，教育制度只是其中的牺牲品之一。
方大鹏：今年年初《萌芽》举办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你有没有接到邀请？
唐飞越：没有，那时我还是无名小卒，当然现在也依旧是。不过坦白说，明年的邀请我倒是接到了。
方大鹏：那你会去参加吗？
唐飞越：到时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