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二二云：“君为聚敛刻急之政，则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县皆杀其守令而叛，盖怨疾之久也，唐之盗贼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彼所谓“盗贼”，概言之，则反对统治阶级严重剥削之农民也。唐自玄、肃、代、德，暴敛已烈1，然犹可勉强度活，入晚唐后，遍地虎狼，逃亡无所，其势变成“官迫民反”2，此所以一爆发而立即燎原也。
农民生产之大宗为粮食，藉以供赋役需索者亦惟粮食，唐代米价升降之差额至巨，兹将贞观中迄元和末见于著录者依年次记之3。
除开乾元元年特受钱币影响及广德、温州两例外，因丰歉而米价升降，其差额竟达七百五十倍之巨（即二钱与一千五百钱之比），在一般看法，固以丰年为盛事，然谷贱伤农，所入或不足以供赋役之需索7；反之，农民经过多方剥削，余粮有限，米价踊贵，更只有坐而待毙，正有类于啼笑皆非也。张籍《野老歌》：“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取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常肉食。”正劳苦农民与富商大贾之强烈对比。李绅《咏田家》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云溪友议》一）8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唐摭言》）又韦庄《秦妇吟》云：“岁种良田一百（左王右厘），年输户税三千（？十）万。”9不顾农民辛苦而剥削如此严重，焉能不演出大崩溃。咸通八年，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牓禁之。十年，陕州民诉旱，观察崔荛答以树犹有叶，诉旱犹不可，他复何言。
当安史乱时，江淮间即有白著之激变；缘元载为租庸使，以江淮虽经兵荒，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以督收，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则什取八九，谓之白著。不服则威以严刑，民或蓄谷十斛，便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泽以抗。高云《白著歌》云：“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通鉴》二二二胡注）即指此事。其台州首领袁晁（《新书》六作袁鼂）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又取信、温、明三州，聚众近二十万；广德元年四月，始为李光弼部将所平。（同上《通鉴》）
其次则有蓬、果二州界之鸡山民军（大中五年），湖南衡州之邓裴（六年），都尝与官军相抗衡，（《通鉴》二四九）末年（十三），乃有以裘甫10为首领之浙东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