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周连宽认高浔是高劭之误，举出二疑、三证，因之，又以《旧五代史》二○之高劭为高劬之误，（同前引文四一—四三页）其错盖由于确定高浔即高劭而起。唐代许多将相，两《唐书》皆未立传，尤其唐末无实录可据，浔之无传，并不可疑。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一二之《报昭义成璘》，系迎取浔之家口，一五之《为故昭义仆射斋词二首》，又是祭浔之作，周疑“《笔耕集》毫不提及”，实缘彼先确立“高浔即高劭”之错误前提而引生。所提三证，今不必逐一条驳，只举两项反证，便知浔、劭各为一人，断乎其不能并合也。“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故昭义侄孙仆射及二孙子敬设斋于法云寺”，（《笔耕》一五）则浔是高骈侄孙，“臣堂侄男劭”，（同上五）则劭是骈之堂侄，二人世系相差一代，浔、劭不能强并者此其一。浔于咸通九年已为安南都护，乾符六年二月由陕虢观察转昭义节度，固周氏所承认之事实；劭官则《奏侄男劭华州失守请行军令状》云：“比在河中司录，得受李都指挥，领昭义之甲兵，收华州之城邑……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荣金紫，位忝星郎，始离蒲坂之具寮，遽假莲峰之通守。”（同上）比在二句言李都节度河中时，劭为蒲州司录参军，服荣四句言其以收复华州有功，得赐金紫及检校郎官之职衔，且由司录参军超升为华州别驾（通守是隋末所设，位次于太守），由是言之，巢入京时，浔是检校仆射（从二品）、昭义节度，劭不过司录参军（七品），洊升之后，仍止四品，职位之高下悬殊。且《旧·纪》称以王徽代浔，贬浔端州刺史，若由别驾改刺史，则不是贬而是升，不能强并者此其二。周氏无非强调同是收复华州，同属昭义部队，同为高骈亲人，然只见其小同而未见其大异。领昭义两句犹言劭系收华州案内有功人员，论劭之官，此时已隶于重荣（重荣继李都为河中节度），论其军团，则高浔所部，劭在高浔与重荣联合领导之下，参加取华，初不定与浔为一人。骈文叙事，容有辞不达意，周既未细加分析，又把劭看作是取华之唯一领导人，故铸此错。抑浔于本年被杀，依周之解释，即劭于本年被杀，由是，对光启尚生之高劭，不得不别觅一高劬以为之代。按《旧五代史》二○《劭传》云：“高劭字子将，淮南节度使骈之从子也……唐僖宗避敌在蜀，骈镇淮南……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遥领华州刺史，光启中，以骈命遏晋公王铎于郑。”与《笔耕》之高劭，大致符合（只误别驾为刺史），而周偏谓其“毫不相类”。若高劬之官，则是“前鄂州都团练副使……始佐理于江阳，旋从知于寒壤”，（《笔耕集》四）与薛史所记弗符，而周偏断薛史之“劭”为“劬”讹，何也？窃尝合《奏华州失守状》及《劭传》观之，相信无论河中司录或华州别驾，都同于近世之挂名保举，未尝之官，《失守状》所云“旋见脱归”，只是门面转圜之语，周氏乃以比浔“奔河中”，则又误虚为实也。
14.《旧·纪》系于八月，《新·纪》《通鉴》同作六月，《新·纪》且著日，故从之。奉天今乾县。依此，知兴平据点，亦至是始被义军攻克。
15.参据《通鉴》及《新·传》。
16.《旧·纪》误“同州”。
17.月日据《新·纪》，《通鉴》本年下漏书九月，故读来一如八月之事。
18.日据《新·纪》。《通鉴》云：“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唯《新·传》云：“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趋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据州以守。”刺史名与《通鉴》异。
19.此据旧、新《传》及《通鉴》；《旧·纪》及《新五代史》一称为“同州防御使”。
20.此据旧、新二《传》，《旧·纪》及《通鉴》作数百万。
21.按铎为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或记在中和元年（八八一），或记在二年，各说不同（参《通鉴考异》二四）。今本《考异》说：“又《旧·纪》《旧·传》《新·传》铎止为都都统，《新·纪》作都统。”按今《新·纪》实作“都都统”（《考异》前文引《新·纪》同），《旧·纪》《旧·传》及《新·传》止作“都统”，今本显传刻之讹，应正作“又《旧·纪》《旧·传》《新·传》铎止为都统，《新·纪》作都都统”，也须这样改然后文气乃通。《考异》又称：“《实录》，初除及罢时皆为都统，中间多云都都统，又西门思恭为都都监，按时诸将为都统者甚多，疑铎为都都统是也。”一九五四年五月广州越秀山发见《王涣志》，志称；“初僖皇之幸蜀也，时王公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仍于统制有都都之号。”千年疑窦，得此志可以解决矣，说详拙著《从（王涣墓志）解决晚唐史一两个问题》。
22.当日入援者如忠武、感化，都由别将统领，《史话》乃云：“当时王铎联合的兵力，计有忠武军周岌、威（感之误）化军时溥……”（二三六页）读者颇易误会为岌、溥身亲行阵，此则措辞失当也。
23.骈 《奏诱降状》云：“草贼黄巢下擘队贼将成令瓌徒伴四万人，马军七千骑。右件贼徒元受黄巢指使，占据潼关，寻自擘队奔逃，所在烧劫，就中蕲、黄管内，最甚伤残……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领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讫。”（《笔耕集》五）状下文有与时溥交恶之语，令瓌拔离潼关，当是本岁春间或以前之事。
24.《通鉴》云：“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不提克俭。按《新·传》有“齐克俭营兴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当系同一事件；但兴平在渭水流域，用“河”字颇易令人误会。胡注只言“时凤翔、邠宁军驻兴平”，亦未将《新·传》详细比勘。
25.《旧·纪》及《通鉴》系于七月，《新·传》在六月。高骈《贺表》云：“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宜君县南杀戮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又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笔耕集》一，又卷六《贺状》略同）则宜君之役，似在五六月间。但《旧·纪》云：“雨雪盈尺，甚寒，贼兵冻死者十二三。”（《新·传》《通鉴》同）六七月时都似不应有此大雪（是年闰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