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浮华无用，自武后以迄唐末，屡屡有人建言。最早则天授三年（六九二）薛谦光疏称：“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通典》一七）次则宝应二年（七六三）礼部侍郎杨绾奏：“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原误“祖”）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进士、明经并停”；疏上后，交廷臣会议，李廙、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均赞成其说，（《旧书》一一九及《新书》四四）李德裕对武宗称，其祖栖筠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旧书》一八上）即指此事。同时，赵匡亦著论称：“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同前《通典》）更后则会昌间高元裕亦抱“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治”之见解。（同前引杜牧书）上举诸人，绾及栖筠、元裕均进士，是知进士确为朴实者所诟病。然科举苟废，统治者究无良法善其后，此所以延至近世而始绝也。《新书》称李德裕“尤恶进士”15，求其实，只恶浮华之进士，非全屏不用，可于下文论德裕无党一节见之。
科举术语，唐人文字屡见之，今并略揭其重要者：进士及第有状报于朝，名居首者谓之“状头”（如授官称“敕头”，授勋称“甲头”），亦曰“状元”。各州申送举子赴京应进士试曰“解”，因之名居首者谓之“解头”或“解元”。进士通称曰“秀才”（说见前）。得解者曰“乡贡进士”，解而得第者曰“前进士”。同榜及第者曰“同年”（即今所称“五同”之类），主试者曰“座主”。未试前造请权要者曰“关节”。（参《唐国史补》及《唐摭言》）又进士、明经考试，初由吏部之考功员外郎主之，开元廿四年因其位轻，易以礼部侍郎，终唐末不改（《会要》五九）。16
注释：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称：“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进士科）所攘夺替代。”（一八—一九页）
2.即郭待举、韦弘敏、王德真、李景谌、骞味道、沈君谅、崔詧、王本立、任知古、裴行本、袁智弘、王璿、韦什方（赐姓武，又称武什方）、孙元亨、李道广、房融等十六人。
3.即刘景先（又名齐贤）、岑长倩、刘袆之、武承嗣、韦方质、苏良嗣、韦代价、张光辅、范履冰、邢文伟、武攸宁、傅游艺、史务滋、宗秦客、乐思晦、欧阳通、杨执柔、李游道、崔神基、崔元综、李元素、韦巨源、豆卢钦望、王孝杰、王方庆、王及善、武三思、姚元崇（字元之，后单名崇）、魏元忠、张锡、李怀远、顾琮、李迥秀、朱敬则等三十四人。
4.进士为魏玄同、韦思谦、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宗楚客、李峤、吉顼、韦嗣立、张柬之、韦承庆等。明经为裴炎、格辅元、狄仁杰、李昭德、姚（左王右寿）、陆元方、杨再思、杜景俭（或作景佺，参《通鉴考异》一一）、韦安石、唐休璟、崔玄暐等。
5.同前《述论稿》又称：“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一九页）按陈说已辨见本文，若《唐摭言》所云：“进士科……盛于贞观，缙绅虽位极人臣，不出进士者终不为美”，亦不足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