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朝廷典制对于两科升沉，影响亦非常之大。唐承六朝骈俪，高宗后风始渐革，具见前节，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旧习。诏敕起草者初为中书舍人，玄宗时始渐移其重要部分于翰林学士，机密之件，有时直须宰相执笔。骈文与诗、赋性质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经，安能胜此？“权德舆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汉唐事笺》后集五）固由德舆衡鉴较精，亦进士能适应上级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观之，进士比明经钻研较广，悬格稍高，名额又较少，《通典》所称开元廿四年以后“进士渐难”，自是实情。再从客观方面说，人情都贵难而贱易，社会上当然轻视明经；同时，进士所习能适应于上层工作，仕途上应易于进展。从主观方面说，人而志气低下，不肯奋斗，就会相率走向明经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则虽在寒门，亦必力争上游，不甘落后。由是寒族遂向进士科与贵族作殊死斗争，斗争愈烈，斯发展愈盛，两科孰优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趋势。
斗争之胜负何如耶？其态势自不难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无暂时战胜之望，如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见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武宗追榜，放顾非熊及第，天下寒酸皆知劝，（《唐摭言》）昭宗颇为孤寒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同上）是也。然而当封建时代，政治率为反动势力所把持、笼罩，主司恒被其支配，故大中进士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北里志》）六年崔瑶知贡举，牓出率皆权豪子弟，（《语林》三）又咸通中以前，牛、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同上）职是之故，当时进士名额被旧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凤阁王（易从）家自武后至大中朝有进士十八人，（《旧书》一七八）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举二年外，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语林》四）大和初冯氏进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占八人，（同上）崔雍兄弟八人、赵橹兄弟五人、李景让兄弟三人皆进士，（《金华子》及《语林》四）徐彦若四世进士，（《旧书》一七九）此外张元夫家有进士七个以上，杨虞卿、令狐楚家各七个，杨於陵、杨收、李宗闵家各三个，结果终是寒族失败。
简而言之，进士科之初立，与明经本无轩轾，经过数次无意中之改制，始造成进士比明经优胜之趋势，非政府原来分科早有如是之企图，从举子来说，应进士或应明经，一方面为社会上意见所范围，别一方面又因个人志趣、能力或家计之不同以决定其选择，寒族虽可藉进士科而新兴，旧族却未尝受进士科之影响而堕落（六朝至唐所谓“门第”，并不以官宦为重要标准），进士既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说两科各以一定之社会阶级为代表14？如何能划分进士科为新兴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