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为文宗。宪、敬两宗之弑，唐廷无一人敢抗言其事。大和二年，刘（上艹下贲）应直言极谏试，策凡五千余言，其切论黄门太横，则言：“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其论贪官污吏，则言：“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又主张“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赡其黎元。”考官惮宦官，不敢取，物论皆为叫屈（《旧书》一九〇下）。大和末文宗谋去宦官，未始不为刘（上艹下贲）之言所感动。换言之，此一举措，文宗实主其事，郑注等不过居辅成地位（昭宗天复《昭雪王涯等十七家诏》，有云：“并见陷逆名，本承密旨”，可证），阉寺处此，上无所施其主君摇惑，下无可扇其两派交争，洎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流徙远州，陈弘志杖杀，王守澄赐鸩，王守涓被诛（弘志即弑宪宗之人，皆大和九年事），事机日逼，兔死狐悲，遂不得不铤而走险，是酿甘露之变。《十七史商榷》九一《训注皆奇士》条，辨《新唐书》本传诡谲贪沓之说，语最公允。当日阉人势盛，士夫固多为作鹰犬者，《新唐书》仅据旧籍转录，正王氏所谓史官曲笔，不可尽恃也。《通鉴》二四五云：“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又二六三评训、注二人云：“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按处变用权，圣贤所许，因守澄而进，固未能定训、注终身。旧说谓训、注反覆，无非为其谋杀守澄，充彼辈之说，则邪正不分，示人以从恶须终，而绝人自新之路，其为悖理，无待蓍龟。文宗既与郑、李有密谋，（见《通鉴》二四五）则请问头巾书生，应背守澄以诛奸恶乎？抑应念私恩而忘国事乎？大义尚可灭亲，以谋守澄而目郑注曰反覆，直不啻为宦官泄愤。行谲诈之谋，犹不克翦，而谓凭三数人之公言（充其量不过一刘（上艹下贲），于国事无大补救），可以翦恶乎？狄仁杰荐张柬之，论者极称其保唐有功；夫五王（柬之与袁恕己、敬晖、桓彦范、崔玄（左日右韦）），武后所用，而幽武后者五王，未闻责五王之背武后也。司马光之论郑、李，与《新唐书》之论叔文，同一鼻孔出气，质言之，迂儒不可与言大事而已。然阉宦之怒郑、李、王（涯）、顾（师邕）诸君子，犹未息也，即《翰林学士壁记》之小小留题，亦芟除务尽6，藉口曰“文字昧没”，美称曰“粉绘耀明”（皆丁居晦《翰林学士壁记》中语），读史者稍一失察，便为居晦之曲笔所蒙，阉寺之用心，不既阴且狠乎！阉寺之手段，不既毒且辣乎！文宗得不至灭烛之弑（敬宗），少阳之幽（昭宗）者，徒以外乏奥援（如泽潞刘从谏表请王涯等罪名），有所顾忌耳。幸奸邪虽炽，正谊终存，寺人之阴狠、毒辣，可以掩当日之目，不能盲后世之心，可以钳百官之口。不能断史家之腕，吾人生千百年下，犹得发其覆，揭其私，使郑、李、王、顾诸君子之名，不至终于“昧没”。（“阉寺处此”以下一大段，原见前引《壁记注·序》，惟字句先后，略有更动）李潜用记甘露之变，谓之《乙卯记》，李商隐诗只题《乙卯年有感》，都不敢显斥其非（《渔隐丛话》前二二引蔡宽夫《诗话》。大和九是乙卯年），可见当日宦官横行，人敢怒而不敢言之状。
第三人为崔胤，别见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