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阿汀，三十二岁，在上海居住。两年前离异，离婚的原因是老婆经常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他有一女儿，归前妻抚养。杜阿汀性情温顺，有些迷糊。不止一次，他睡觉的时候不关大门；不止一次，他烧饭的时候把锅子都烧煳了；不止一次，他跑错了厕所。有一次深夜，他从戏院里出来，又跑错了厕所。结果，厕所里那个女人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把他揪到了派出所。派出所到杜阿汀所在的居委会去调查，居委会的老太太个个都是特务。她们反映：杜阿汀，离了婚的男人，有耍流氓的可能性。他的父亲在乡下有田地，平时躲在大城市里，不见风不见雨，舒舒服服地定时下乡，靠收租过活。他父亲是地主，他基本上也是地主。地主和流氓有多少差别呢？况且谁都知道，他喜欢看戏，还喜欢往身上洒香水。一个喜欢香水的男人，不是流氓是什么？
所以，杜阿汀不由分说地成了流氓。
吴敏达接着说他的故事。
吴敏达，三十岁。未婚。在上海居住。一个话剧演员，从来没有担当过像样一些的角色，人家刻苦学习或刻苦钻营的时候，他躲在小饭馆里一瓶一瓶地喝烧酒。所以他只能演跑龙套。这个小龙套看起来很体面：西装、领带、皮鞋。他从酒馆里出来之前，总要捋好他因猜拳而弄乱的头发，整整他的领带。他整洁得一丝不苟的样子并不配他，反而让他显得有所顾忌，有懈可击。这种一览无余的人是可信任甚至是可利用的，所以他在剧团里人缘很好，是大伙儿的“垃圾桶”——别人无处可去的废话全朝他身上倒。而且他易怒，常替别人发怒。这就成了一只非常好的“垃圾桶”。
有一次（又要说有一次了。有一次，可能是很多次，也可能是惟一的一次），剧团里一位男演员向他诉苦，大意是他分房分不到，入党受阻碍，女友分手了……凡此种种，都与一个霸道的女子有关。此霸道女子是剧团里的一号角色，团长的红人，有可能和团长睡过觉了……男演员是个懦弱的人，有着种种堪怜的身世。吴敏达听着听着怒气就上来了：世上竟有这样大是大非的事情？他一怒之下，冲开别人的阻扰，候在剧团的大门口，对准那个霸道的女子就是一拳。这一拳打得不巧，打在人家软绵绵的胸膛上——吴敏达从来没有打过女人，打上去的时候到底心虚，拳头一偏，失了准头。
这一拳，本来只能算他半个流氓，如果扫“垃圾”的话，也在可扫可不扫之列。偏偏那被打的女人想起了一件事——杜阿汀感兴趣地问：“什么事？”
那被打的红演员说，吴敏达说过一个笑话：税务官到饼干店去收税。饼干店的老板说，阿拉呒没铜钿，连店都并官（饼干）嘞。这个笑话是讽刺政府公私合营这件事的，他确确实实说了，很多人都听见的。
于是工作组的人问吴敏达：凭这个笑话就可以当反革命。你是当反革命还是当流氓？
吴敏达慌忙回答：当流氓当流氓。
吴敏达就成了流氓。
杜阿汀不解地问：“你真的说了那种笑话？”吴敏达哈哈一笑：“说了。”杜阿汀现出一脸敬佩之情，眼睛里亮闪闪的：“你真行！换了我，无论如何不敢说的，打死也不敢。”吴敏达捋捋鬓边的头发，托大：“那是。我不会被一个女人从厕所里揪到派出所。不会。”杜阿汀不服气地嘀咕：“我要是你，也不会听信了人家的话去打别人。我又不是小孩子。”吴敏达大叫：“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杜阿汀赶紧把手护住脸，讨饶：“我没说什么嘛。”
两个人如果互换生活环境的话，谁都不会当流氓。好在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服从了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一晃三年过去，他们同时被解除劳动教养。两个人写了信到上海的亲属家里去问询三年间的各种情况，消息反馈回来，三年间已是世事沧桑，物是人非。两人心灰意懒，同时作了一个决定：留在本地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