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乡下女人，很穷。从小到大，她对于幸福的回忆，不是出嫁的那一天，不是儿子生下的那一刻，而是她吃过的有数的几顿红烧肉。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可羞耻的是：曾经富裕过的人被称做地主或者富农，被没有富裕过的人监督劳动。
这个乡下女人真的非常穷，她家里的炕上一年四季只有一床薄而破的被子，被子下面一年四季垫着一条芦席。她有一双干净像样的布鞋，用作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时穿——光着脚穿，她没有袜子。当然她更不可能有牙刷、牙膏、指甲钳之类的东西。
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中国，距今不远，想忘也忘不了。
问题不在于她的穷，在于有另外一个女人背后嘀咕她：“连袜子都不买一双，敢情真想做赤脚大仙？”
这一句话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是个自尊要强的女人，曾经在脱盲班里学到过一些学问，譬如：地球椭圆形的，在宇宙里像一只鸡蛋那样无休无止地滚动。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等等。但是很多很多的学问在脱盲班里是学不到的，譬如人和人之间怎样协调相处。
她既不能一笑了之，也无法去找那个背后说三道四的女人吵上一架。问题是她没有钱买袜子。
她思来想去，想到一个主意。那是冬天，已经过完春节了，她的儿子在学校里读高一，十八岁，功课很好，好到同班的一个女同学送了他一枝钢笔。还有几天他就要从高一升到高二了。这个女人把儿子叫到面前，告诉他：读到高中毕业，又能怎么样呢？十八岁，是帮家里挣工分的年龄了，某某的功课不是比你更好，去年就不读了，帮着家里挣工分，还订了一门亲。
她把儿子的几个学费揣在怀里，不顾一切地朝集市上走去。集市上有一家商店，方圆十几里惟一的一家商店。大号叫“××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社”。供销社里每一个营业员都像干部一样有权。
女人要了一双深灰色的腈纶袜子，仔细打量之间，心里又有了盘算：买了一双袜子，不过是跟别人一样有了一双袜子，不过是逢年过节穿一下。
她放下袜子，就在供销社里转悠开了，转完供销社又到集市上转悠。不觉天就黑了。她看见集市上一下子冷清下来，就昏了头，心里敲响了锣鼓，越敲越响，越敲越乱……她想到该回去给儿子丈夫弄一点糊口的，想到有点对不起儿子，想到她这么个又穷又傻的女人，却生了个聪明听话的儿子。突然间，这个女人做出了一个行动：买了两斤猪肉。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进了村，她上了一趟茅厕，把肉拴在茅厕外面的木棍上，她出来的时候，肉不见了。
但是她这个人还在。这个人从此就负载着一个沉重的任务，她要为失去的两斤肉喊冤。她不上工，不下灶，几乎不吃不喝，每天站在她家里的屋门口，脏话连篇地骂，骂谁偷了她的猪肉。村里的女人一股劲地劝，告诉她，谁都相信她是买过肉的，也许那块肉被饿狗拖跑了。
她转而骂狗，听上去就像在骂人，比直接骂人还难听。这回没有女人去劝了，因为种种迹象已表明，她疯了。
儿子运气比他好。他回乡务农后，当了队里的会计，那个送钢笔给他的同学是大队书记的三女儿，有点心脏病，有点哮喘，眼睛有点斜视，但他还是娶了她。这样他二十多岁就当了他那个队的小队长，管着四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号人。
我在《司马的绳子》里这样提过：后来，大批大批“下放”的人开始返城。我们一家回去了，唐叔叔吃了官司，他的老婆拖儿带小地也回去了……
唐叔叔杀了那个乡下穷女人的儿子。这件事人家是这样说的：小队长和姓唐的老婆有了男女关系，女人的丈夫用一杆猎枪毙了小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