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藩劝将军归政
外人请开兵库为通商口岸，将军庆喜上书奏请，情辞迫急；朝廷因咨询公议，召诸侯入朝，西南强藩，多托故不至。既而议决开港，由天皇认可。土佐藩侯山内丰信不服，亟称疾归。及开港令下，令文偶涉强藩，藩侯不服，上书申理，不省，皆归。幕府与强藩之隙于是益深；山内丰信因令其臣上书于将军，略曰：“天下政权，宜在朝廷。朝廷设议政局，改革时弊；广立学校，培养人才；训练军团，守卫皇都；与外交涉，则合众公议：凡此数者，苟能采行，斯国势可张，得与万国并立。”他藩继之，上书幕府劝将军归政。时关西大藩，互相连结，共谋幕府，势力强盛。庆喜得书，因大会幕吏列藩，以归政奏文示之，询其意见。亲藩内藩，意多不欲；独萨土二藩之使者同声劝说。既退，庆喜独留二藩之使者，聆其纵论；使者详述归政之利，庆喜意为所动。
德川庆喜之为人
庆喜之为人也，文弱怯懦，不足有为。其父齐昭，自禁锢后，常以“尊王”“大义灭亲”之说教之；庆喜习闻其说，尊王之心素强。及居幕府，备悉府库空匮，势力衰微，上则朝命迫急，外则强藩嫉恶，下则浪士横行，而外舰时来，重索赔款，威逼开港，内自恐惧，不知所为。故土藩上书，名为陈说；强藩助之，无异威胁。将军内无所恃，终于屈从矣。
幕府告终
庆喜归政之意既决，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四日具疏上奏。其时朝臣分为二党：一党幕府，谋沮归政，以关白为首；一主即许其请。天皇下其事于公卿；公卿会议，萨土诸藩之使者在焉。皆曰：“天下之事将定于一，迟疑不断，则失时机。”明日，议决许之；天皇更诏列藩来京，会议新政。诏下，九日后，庆喜上表，辞征夷大将军。逾月，强藩来京，多仇幕府者，会议于小御所，赦长门之罪，许其侯入京，复前此仇幕各藩士之官。十二月九日，天皇诏废摄政、关白、征夷大将军、议奏、传奏、守护等职。俄下谕曰：“自今而后，大小政令，皆从天下公议，裁于圣心。”幕府于是告终。
幕府覆亡之原因
幕府基于源氏，历北条氏足利氏而至德川氏，制度大备；前后六百余年。一旦倾覆，其故繁多，前略举其一二，兹述其他原因如下：
一、奢靡穷困
江户幕府，自中叶而后，将军多年幼者，无知无能；大权归于大老中老，幕吏贪利受赂。德川氏之子孙在江户者，穷极奢侈，衣服器皿，日趋精巧；美术工艺，大为发达；歌舞盛行，风俗颓败；将军虽数禁之，迄不能改。历代将军又多好学之人，鼓倡文学，致其子弟专好读书，怠于武事，渐流怯弱。甚至武士组织学会，讲经说道；世受俸禄之战士，好勇斗狠之气，一变而为崇尚礼义，不胜文弱。后值岁歉，人民死亡，国用不足，将军纲吉尝至涕泣，以其统治一国竟无十万金充谒日光寺之费。于是幕吏进策，鼓铸恶币，充斥市场。既复良币，幕府益困；乃更发行纸币。又因幕府以欠藩侯之款，许其自印纸币，他藩见而效尤。票类淆乱，价值不一，有金票、银票、铜票、钱票等各种之异；沿及季世，纸币流通者，多至一千六百余种。于是生活艰难，贸易阻滞。幕府欲节宴会之费，改诸侯谒见之期，听其为质之妻子归国；强藩遂无顾忌，后虽招之，每不肯至。幕府久困，政令不行，崩亡之势，自不能免。
二、神道教及忠君说之盛
幕府初建，家康阳尊皇室，借服诸藩之心；一方则藩侯禁与朝廷往来，定为律例。适升平之世，国内无事，藩侯以读书自娱，其勇敢不驯之气渐已消磨。至纲吉又讲说《周易》，身为提倡。时值中国明亡清兴，明臣之不服者，若朱舜水等，遁之日本。舜水抵长崎，水户藩侯敬其为人，礼聘至藩，亲执弟子之礼。舜水讲宋儒尊君之学，申王霸之辩，弟子甚多。藩侯化于其教，修理毁陵，建立死王事者楠木正成之墓；编《大日本史》，其规模条例，多仿朱子《通鉴纲目》，尊君诛奸，辩明偏正，以尊氏之乱定南朝为正统；由是朝廷对于幕府之关系乃大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