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广兴会议”，“文武一途”，此皆天皇所以安藩侯之心者。会议云者，非谓国会，指藩侯会议也。其“破除陋习”，“远求知识”，则又示国中有为之士以将欲改革力务富强之决心。自誓文宣读后，政府之政策遂定，而朝臣之势浸衰。天皇又下诏于国中曰：“朕以幼弱，忽绍大统。……今日之事，朕自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立于艰难之先，缵古列祖之鸿绪，勤求治迹，庶几不溺天职，无忝为亿兆之君。……尔来列强对峙，各自争雄之时，独我国疏于世界之形势。固守旧习，不谋一新其国命。朕若徒居九重之中，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忧，恐遂受与国之凌辱，上羞列圣，下苦亿兆。故今与百官诸侯誓，欲继述列祖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境，置国家于山岳之安。……汝亿兆，其善体朕志，相率去私见，采公议，以助朕建业而保全神州，使列圣之神灵得以安慰。……”观上诏旨，辞意空疏，若不知其所指，但以其空疏，政府得因时事之需要，解释行之，以符众望，抑亦空疏之便欤？
初，庆喜逃归江户，朝命进讨。旋下诏亲征，车驾发自京师，幸临大阪，阅海军会操。大阪在平安西南，濒于大海，扼交通之冲，贸易兴盛，其城建于丰臣秀吉，高巍宏壮。及车驾至，萨摩藩士大久保利通，遂上奏请迁都于此。盖时旧都，历史上之习惯已深，难于改革；迁都则远旧习，显示人民以维新之意。但朝议不可，天皇复归平安。俄而庆喜归命，诏改江户为府。江户在本州中部，东临太平洋，便于交通；幕府建设于其地二百余年，城池之雄伟，街市之整齐，冠于全国。庆喜献城后，屋市未毁，人民安堵，故迁都之议复盛。卒至东北乱平，车驾遂幸江户，改幕府之宅第为宫殿，号曰东京，而称平安曰西京（一曰京都）。
初期议官之失败
先是车驾归自大阪，朝廷复改官制，徙太政官代于禁内。太政官分设议政、行政、神柢、会计、军务、外国、刑法七官，各治其政。又置议官，分上下二局；上局有议定参与，下局分议长议员，局员多系藩侯所推举之武士。因萨长藩侯，连署上奏，请选人材，采纳众议，朝廷借符广兴会议之誓，遂召集之。然藩士与会者，知识陋隘，性偏守旧；政府咨以废除武士佩剑之例，局员全体二百余人，皆力反对。后议救济贱民之法，及期投票，又阒然无人；政府乃命其闭会。一八六九年，又改官制，以行政官为太政官，置神祗、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一八七三年，卒解散二局。议官之所以失败者，其原因有二：（一）局员多为武士；武士自为特殊阶级，唯求保己权利，轻视平民，不能知其需要，自不能有为。（二）议局权限，朝无明文；其所讨论议决者，将何以实行？是其性质犹学校内之学会耳；事无专权，焉能责其有为？
民始信教自由
青年敢为之藩士，渐握朝权，进行改革，乃易衣冠，禁喝道，许民游历，去邪教之禁，令民得信教自由。初，外人在住留地者，得建教堂，国中耶教之势复盛。一八六八年，政府尝令曰：“严禁邪教，凡为教徒者，当受重罚。”令出，各国公使，严重抗议，谓为轻视其国人所信仰之宗教。外交官答曰：“数百年前，尝禁耶教，今惩教徒，盖本于旧律。且事属于内政，外人无干涉之权。”结果教徒之在长崎左近者，朝令徙之；然远徙者殊少。盖是时官吏，惧撄外怒，不敢实行也。一八七二年，朝议始许流者归乡，宗教之禁告终。
维新三杰合谋废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