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武功二派征韩论之争
四藩合作，政府之地位巩固，进行改革，毫无顾忌。数年之中，上自海陆军制，下及庶人服冕，诏令改革者，事以百数。及一八七三年，征韩论起，武功派之朝臣，力主出兵，文治派之首领，争论不可，党争渐盛。文治派者，其党议谓内政需改革者甚多，尚非外征之时，以岩仓具视为首。武功派者，其党议专主用兵，扬国威于外，以西乡隆盛为首。二党之人互相疑忌。先是一八七一年，朝命岩仓具视为大使；其党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五十余人从之，游说欧美，谋改条约。大使频行，与阁僚约曰：“我侪行后，不可专断大事，擅改政治。”其时文治派之势力盖较武功派为盛。及其去后，隆盛谋宣国威，又值朝鲜事起，朝议一变。方幕府之归政也，天皇尝遣使告朝鲜。朝鲜王以其国书违背惯例，却之不受。使者归国，有倡议伐之者。至是，两国之间，嫌隙又生；日使在中国者，质问朝鲜之事。清廷答曰：“朝鲜虽为我藩属；其内政中国概不过问。”隆盛因有所借口，其党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和之，武人在外者，更为之声援；独大隈重信等数人以为不可。大隈，佐贺藩士也，自亲政以来，入为参与，其声望威权，尚不及隆盛。于时廷议将决；文治派在欧洲闻之，遄程归国。既至，详述欧洲大势及俄人之野心，力主和平，排斥众议；武功派之气渐馁，乃迫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仰请圣裁。实美惶恐，不知所为，托疾不朝，请以岩仓代己；天皇亲视其疾。但岩仓又托病，杜门不出；天皇问之，因为详述用兵之害。俄而开御前会议，天皇遂否决征韩之议。于是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悻悻然上表辞职而去。
江藤新平起兵佐贺
隆盛归其故乡鹿儿岛；其徒相继辞职者尤众，散居国内，互相标榜，为时所重。时政府大权，归于岩仓、大久保二人之手，人心不服，隐谋抵抗，佐贺之乱遂起。佐贺者，江藤新平之故乡也。其地初有征韩忧国二党，凡二千五百人。至是党徒合谋，迎新平西归，其势大张。县令之僚属，多为其党，因遂侵掠豪商，强借军需，终乃举兵，袭破郡县。变闻，天皇委任征讨都督，令其率军平乱；未几即定，捕杀新平。然谋应之者犹众，内乱将复起。
熊本藩士因怨望而起兵
日本自废幕以来，行征兵之制，农工商民，皆得为兵，武士之权利，根本废除。一八七六年，天皇诏改禄制；华族士族之禄，限期改领公债。于是惯恃豢养之武士，始自谋生；其人素鄙农工商业，毫无经验，类多失败，中心愤闷，群思叛乱，而熊本之变遂起。初，熊本藩士尝倡言尊王攘夷。及改革令下，始怀怨望，私自相结，夜饰武士装服，袭击兵营县署，杀伤甚众，声势大振。同时山口、前原、一诚继之而起。一诚初立军功，尝为参议，会罢免归，居常郁郁不乐。及闻乱起，聚其私党，号召士族，诈言曰：“将防熊本。”其他起兵应之者凡七，皆怨望之武士，隐谋已久，原约同时举事。会熊本以机迫先发，党人先后应之，势力分散，故易扑灭。乱平，朝廷惧农民和之，由天皇下诏减轻田税。略曰：“曩定税率为百分之三，今察稼穑艰难，深念休养之道，其减税为百分之二点五。”
西乡隆盛起兵鹿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