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豢于幕府诸藩，忠于其上；在患难之中，弃置身家于不顾。主苟受辱，力谋报复；不成，则以死继之。自杀之风，因大流行。家康时，有谋杀之以复仇者，不成，从者获之，讯得其故，家康嘉许，命筑高台，听其破腹自杀以荣之。习尚所趋，社会奉为信条，藩侯死后，臣属号称忠者，多自杀以死。举才能自好之士，殉之地下，殊堪惋惜。后家光之世，此风稍杀。先是家康季年，城主有名藤堂高虎者，恶殉葬之习；年老，制造一函，谓群臣曰：“他日殉我者投名于此。”投者七十余人。高虎亲持其函，谒家康曰：“此皆臣之股肱也，愿其辅佐后嗣，敢请公命，止其殉葬。”家康许之。高虎归藩，召其臣属，示以家康禁止殉葬之命。其中有一人曰：“臣身被创，久为废人，愿独从葬，何如？”高虎患之。事闻，家康传命曰：“凡殉葬者，夺其封土。”高虎病殁，无敢死者。至家光重申前禁，故殉葬之风浸衰。至于自杀，终不能禁：犯罪者，借免受罚；受辱者，假之雪耻；谏主不听者，用以表明心迹。综之，生命价廉，不敌忠君之荣名而已。
武士之妻
武士家庭，妇女以尽妇道为上。所谓妇道者，善事翁姑，爱护小姑，敬礼夫君，教养子女，治理家政；凡此美德，非性情温和历久训养者不能为之。方其幼时，父母抑其不驯之气，教之读书，习学女工。稍长，操作家务；更佩短刀，练习武艺。将嫁，父母谆谆然以从夫为训，并诫之曰：“善事夫子，毋纵其欲。”嫁后，管理琐务；忠于藩侯，一如其夫。若藩侯受辱，则勉其夫为之报仇。夫为人杀，妇能复仇，必力行之。若其不能，则教养其子，使永不忘，以成其志。或有夫死，将受强暴之辱者，多自杀死，史中所载，多不可数。
武士道与佛教及儒学
武士之道德观念，皆由揉造而成，颇受佛教及儒家之影响。佛教自镰仓幕府成立以来，名僧辈出，讲说经典，建设大寺。源氏族人，多佛教信徒；其武士亦如之。佛宣轮回之义，无知之武人，深信其说；身临战场者，自谓忠心事上，鬼神佑之，心地光明，无入地狱之苦，有生富贵之乐，故不畏死，战斗凶悍。及江户幕府成立，武士多能读书，孔孟朱王之学，盛行一时。孔子作《春秋》，褒贤贬奸；孟子养至大至刚浩然之气；宋儒主忠君事上；王学重知行合一；皆足励其精神。其发扬光大神道学者，则山鹿素行，少游于林道春之门，后倡武士道说；著《武教小学》《语类》《配所残笔》等书，详阐武士道之主旨。后祖述其说者，连绵不绝；山鹿之义子及孙，颇能光大之，传之吉田松阴。松阴著《武教讲录》；武士道之学术，遂大盛行。
武士流为浪士
综之，武士道云者，殆武士所行之道云尔。其所理想之人格，高尚纯洁，吾人只可认为希望，决不可以其希望而谓四十万之武士皆圣贤英哲也。试以浪士证之：浪士者，固亦武士；以已脱离藩籍，无所归依，带剑周游，行类乞丐；藩侯有事，亦尝雇佣之。其所以脱籍者，或因犯罪为藩侯所逐，或惧刑逃亡。当幕府季世，境内承平，藩侯奢靡，费用不足，故尝去其武士。然浪士浸多，无所管束，遂乃纵意所欲，报仇雪愤，饮酒犯罪。及幕府与外人订约，彼等奋起。刺死幕吏，屠戮外人，焚毁使馆；更传檄远近，起兵攘夷，所在纷扰。虽其后与强藩相结，亡幕之功实与有力焉。然设如其所愿，莫为限止，则日本拳匪之乱，应先于中国；幸哉日本朝廷之能驭之也！
武士道之在今日
武士勇往直前，不畏患难，忠心事上，生死以之；迨其后幕府归政，而武士阶级，随之俱亡，然其道德之结晶，固日本立国之根本也。然则其影响今犹在乎？曰：然。中日日俄之战，日本举国一致，争先从军。每一军出，父送其子，妻别其夫，当船离岸，脱帽致敬，人无欢呼；欧美观者，惊为怪事，其强抑情绪，由来久矣。故其军临战场，勇猛前进，宁死毋退，毫无畏惧，其勇敢有足令人钦佩者。方今日人，尊敬天皇，一如昔日；天皇偶临国会，议员无敢仰视。行政官吏，俸禄微薄，为世界强国中之最，而才能之士，甘为官吏，服务天皇。普通人民富于敬上之心，子敬其父，少礼其长。吾师贝德士尝述日本人力车夫，不愿疾走，超越前车，尝至数十辆相续；贫女为仆者，工价低廉，若不较者然；主人待之，极其和善；其风亦殊足多。虽然，人民囿于忠君之说，罔然从上，过于模仿，抑亦不能别有创作。盖创作精神，在于发长个性，不为习尚所拘，而能尽其所长。此或亦日本所缺乏也。惟好勇不屈之人，易为精兵；故数战之后，跃为强国。今之日本，其犹武士道之日本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