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中国对韩势力之让步
朝鲜一八八四年之乱，日本公使参与其谋。韩人愤怒，杀日商民，焚毁使馆；公使逃之釜山。于是日本以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兵舰至韩；谒见国王，呈递国书，严重交涉；并议订条款：（一）由韩国道歉。（二）赔伤害损失等费十一万元。（三）严治暴徒之杀日人者。（四）偿建筑使馆费二万元。（五）韩廷为其使馆卫兵建筑兵营。清廷闻变，遣使者之韩，参与和议；井上峻辞拒之。日人旋谓清兵曾助韩民攻击日商；其明年，更派伊藤博文来中国，会议韩事。清廷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之交涉。伊藤先入北京，将呈国书；总理衙门，托言皇帝幼冲，拒其谒见。伊藤返之天津，与李鸿章会商韩事；双方辩论，各不相屈。伊藤将归，李鸿章让步，且谓将办兵士助乱有据者；因缔结天津条约，其条款如下：（一）尽撤中日二国驻韩之军队。（二）中日皆不预闻朝鲜练兵之事。（三）朝鲜有事，一国认为必要出兵时，必先行文知照其缔约国。论者尝以断送韩国之罪，归于此条约；为斯言者，实昧于当时之情势。日本自与朝鲜缔约以来，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欧美诸国，亦多以独立国待韩；当日韩交涉，井上故并拒绝清使与会。及伊藤来津，则是认朝鲜与中国有关矣。推李氏订约之意，盖以日韩相近，往来便利，其出兵较迅速；必先知照然后出兵，则能为之备。其所让步者，惟第一二条耳。约成，二国之怨益深，亟谋报复，战机日迫；兹分述之：
一、日韩之邦交益恶
日本地近朝鲜，人民视之若属国。维新初年，武人尝欲构难于韩而不果。其后国势强盛，工商进步，人口数增；蕞尔小岛，不足以资发展，益欲兼并朝鲜。而袁世凯在韩之急进举动，结果反激增日人之野心，伊藤尝叹息之。一八八九年，朝鲜官吏托言岁歉，禁止五谷出口；日本食料之来源骤断，价值奇昂，人心惶恐。后知是岁朝鲜收入之丰，为近三十年所未有，舆论哗然，佥谓朝鲜违背商约。公使严重抗议；二月后，韩乃开禁。其后二年，韩复申前禁。公使为其商人，要求赔偿损失十四万元。历久交涉，韩廷许赔款四万余元。政府大怒，招回公使，而以年少敢为之政客大石正己代之。大石与韩廷交涉，要求赔偿十七万元，限十四日答复；逾期不得要领，即当撤旗归国。李鸿章闻之，大惊，急命韩廷赔偿日商十一万元，其事始已。日韩之邦交已日益恶；复值日本召集议会之初，下院时与内阁冲突，政府解散下院，至于再三，伊藤宪法，殊多困难；若将修改，又政治家之所踌躇顾虑也。政府为保全其宪法计，乃谋对外以求与国民合作。
二、袁世凯监督朝鲜之严厉
自清廷委任袁世凯为全权委员，袁氏因统理韩国交涉通商事宜，实行其宗主国对于属国监督之责。一八八七年，韩王遣大臣出驻美国，未得袁氏认可，袁氏即令撤回；韩廷屈服。既而公使得其认可，乘轮抵美，谒见各国公使。袁氏谓其不待中国公使之介绍，擅自拜谒，迫令罢之。会美国驻韩公使，劝韩王自立，李鸿章即商于美国，将该使召归。韩廷又受袁氏之命，请之于美；美遂召回公使，而令他人代之。袁氏为扩张势力计，尝经营全韩电报，谋筑铁路。日本请于韩廷，许其建筑釜山汉城间之铁道，经营釜山通日本之海线；韩廷以袁氏之故拒之。于是日本嫉恶清廷，过于朝鲜；韩之君臣，心不自安，亦有微言。及大院君归，各国传谓袁氏将欲立之为王，借并朝鲜；日人大惧，谋韩益亟。当时清廷诸臣李鸿章、张佩纶等，奏请扩充军舰，倡言练军谋报复；北洋舰队，举行会操。日本日窥伺之，并得其奏文。二国之邦交，各趋极端，险象呈露，遂不免于一战矣？
三、朝鲜臣民之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