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关上办公室的门，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从里面倒出了几张泛黄的纸。
除了一些个人信息，还有意外报告。
第一份，是一张打印的官方报告，纸页脆黄，上面用宋体字写着孙家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孙家三子孙建军，于一九五八年夏季，在村口池塘“意外溺亡”。结论简单明了，没有任何多余的描述。
陆振川的目光在“意外溺亡”四个字上停留了片刻，随即，他注意到了夹在报告后面的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
信纸的质地更粗糙，上面的字迹是用钢笔写的，笔力遒劲，但因为年代久远，墨迹已经有些晕开。像是一份非官方的，办案人员的私人记录。
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了那张信纸。
“……那场面，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孙家那个小儿子，叫建军的，从水里捞上来的时候，身上竟然穿着他姐那件红裙子，泡得发胀，贴在身上，那样子……真是惨不忍睹。他爹（孙福贵）看见了，当场就疯了，冲上去三两下就把那裙子给扒了下来，嘴里翻来覆去就骂着‘怪物’、‘丢人现眼的东西’，反手就又扔进了河里。他家大儿子孙强，就站在旁边，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那眼神，我现在都忘不了……”
他想起了陈洁从布娃娃里拆出来的那一小撮碎布，上面沾着早已干涸发黑的血。
陆振川琢磨许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的专案组例会上，气氛依旧沉闷。
赵卫东是抓住了。
可人是在一处偏僻的乡下找到的。
所有孩子遇害的时间段里他还在地里上工，根本不可能凭空出现在城里
又是一条错误的线索，像是撒出去的网，捞上来的全是水草。
“我看，还是得加大排查力度！赵卫东肯定有同伙，或者是有谁在接应他！”有人狠狠地摁灭了手里的烟头，语气烦躁。
有人都在点头附和，讨论着如何重新布置人手，把已经翻过一遍的地方再犁一遍。
有人开始提出反对的声音，要求去查其他可能的人员。
“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陆振川清冷的声音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响起，显得有些突兀。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他将那份从老家调来的档案复印件放在桌上，推到了负责人面前。“我建议，调查一下垃圾场的孙福贵，特别是他的儿子，孙强。”
负责人拿起那几张纸，粗略地扫了一眼，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老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揪着个收垃圾的不放？这上面写的，不就是几十年前一桩意外落水案吗？跟我们现在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关系很大。”陆振川的声音沉稳有力，“这份档案里提到，孙家那个淹死的小儿子，当时就穿着他姐姐的红裙子。”
他顿了顿，环视了一圈，继续说：“我怀疑，孙强有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可能在模仿、或者说是在重现某种场景。他把女孩的衣服剥下来，或许不是为了侮辱，而是在完成一种扭曲的仪式。他不是个单纯的傻子。”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随即响起了一片压抑不住的议论声。
“开什么玩笑？”一个年轻公安忍不住嗤笑一声，“就孙强那个样子，口水都流不干净的，走路都打晃，他能有力气勒死小孩还分尸？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从大院里弄出去？我不信。”
“是啊陆科长，”另一个老公安也劝道，“咱们现在人手这么紧张，全扑在赵卫东身上还不够用，哪有精力去查一个傻子？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你怎么审？再说，他有作案动机吗？就因为弟弟在他很小的时候死了？这两件事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啊。”
“对啊，一个傻子，怎么可能是连环杀人凶手？”
反对的声音几乎是一边倒。
在大家看来，陆振川的推测太过匪夷所思，像是在讲一个不着边际的故事。
一个证据确凿、有前科、体格健壮的退伍军人摆在眼前，谁会去怀疑一个病得快要死的傻子？
负责人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最后下了结论：“老陆，你的想法我理解，但我们办案子要讲证据，不能靠猜。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赵卫东，我们不能分散精力。孙家这条线……先放一放吧。”
一锤定音。
陆振川默默的收起了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