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词，各位有什么看法吗？”那个侦探大声地说，那模样像极了马戏团的老板正在吹嘘自己的把戏，“大家之所以会忽略这个词，是因为它在房间最暗的角落里写着，谁也不会想到来这儿察看。这个字是凶手用死者或自己的血写的。看，上面还有血顺着墙往下淌的痕迹！这一点就能说明：这绝对不可能是自杀。可是为什么会把它写到这个角落里呢？让我告诉你们，壁炉上的那一截蜡烛，你们应该都看到了吧。它当时肯定是亮着的，要是这样的话，那这儿就是最亮的地方，而不是最黑暗的角落。”
“就算你发现这个血字，又能怎样？”葛莱森非常不服气，轻蔑地问。
“能怎样？这就表明写字的人原本是打算写一个女人的名字‘瑞切尔’——Rachel，只是不知道被什么事打断了，他或她没来得及把字写完。请你记好我说过的话，等案件真相大白以后，你肯定会发现有个叫‘瑞切尔’的女人与整个案件有关。现在，随你怎么取笑我。福尔摩斯先生，或许你确实特别聪明，还很能干，不过说到底，姜还是老的辣。”
“非常抱歉！”福尔摩斯说。我那位同伴听完他的高见之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把那矮个子给惹恼了。“我们三个当中，的确是你最先看见这个字迹的，当然应该算你的功劳。而且，就像你说的那样，还能充分证明，这个血字是昨天晚上案件里的另一个人所写。这间屋子，我还没来得及检查呢。你要是不介意的话，现在我想检查一番。”
福尔摩斯说着，就从衣袋里掏出来一把卷尺，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圆形放大镜。他一言不发，手里拿着那两样东西，来回在屋子里走着，时而停下来，时而跪下去，有一次整个人居然趴到了地上。他那么忘我地忙活着，就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自始至终，他都自言自语地小声咕哝着，有时惊叫，有时叹气，有时还吹着口哨，有时又像满怀希望、备受鼓舞一样小声惊呼。我站在旁边观察他时，不由得想到了训练有素的纯种的猎犬，在树林子里窜来窜去，迫切地低声叫着，直到找出猎物的踪迹为止。他一下子察看了20分钟，认真仔细地测量着一些遗迹之间的距离。那些痕迹，我可是说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有时居然还用卷尺对着墙壁测量，让我无法理解。后来，他还小心翼翼地从地板上捏起来一小撮灰色的尘土，然后用一个信封装好。接着，他又拿着放大镜对着墙上的血字观察了一番，细致地察看了每一个字母。最后，他看上去已经很满意了，就把卷尺和放大镜装回口袋里。
“有人说过，所谓‘天才’，就是拥有不停歇地辛苦工作的本事，”他笑着说，“虽然这个定义算不上恰当，不过，对于侦探工作来说，倒也适用。”
葛莱森和雷斯垂德一直盯着这位同行的一举一动，非常好奇，也带着几分藐视和不屑的神情。很显然，他们还没有看明白。福尔摩斯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很现实的意义和非常明确的目的，反正我是已经慢慢领悟到了。
“先生，你有什么想法啊？”他俩异口同声地问。
“我要是贸然相助的话，您二位在这个案件上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可能就要被我夺去了。”我那位同伴说，“眼下，你们进展得非常顺利，别人最好还是不要随便插手。”他的话里满是嘲讽。“假如二位能随时告知我侦查进展的情况，”他接着说道，“我也很愿意鼎力相助。现在，我需要找那个发现这具尸体的警察了解一些情况。他的姓名和住址，你们愿意告诉我吗？”
雷斯垂德打开记事本看了一眼。“他叫约翰·兰斯，”他说，“估计现在已经下班了。你去肯宁顿花园门路，奥德利大院46号能找到他。”
福尔摩斯记下地址。
“走吧，医生，”他对我说，“我们去找他一趟。我跟你们说点对这个案子非常有用的事。”他扭过头去，接着对那俩侦探说，“这是一起谋杀案。罪犯是个中年男子，6英尺多高。按照他的身材，脚偏小，穿方头皮靴，抽印度雪茄。他是跟受害人一块儿乘一辆只有一匹马拉着的四轮马车来的。那匹马的蹄铁有三个都是旧的，只有右边的前蹄铁是新的。凶手很可能是赤红的脸，右手的指甲特别长。这只是一点迹象，不过，对于您二位来说，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互相对望了一眼，笑了一下，满脸都写满了怀疑。
“假如这个人确实死于他杀，那他又是怎么死的呢？”雷斯垂德问。
“被毒死的。”福尔摩斯简短地说了一句，就迈步朝外走去，“还有，雷斯垂德，”他快走到门口时，又扭过头去说道，“在德语中，‘RACHE’这个词的意思是复仇，所以就不要再在寻找那位‘瑞切尔小姐’上浪费时间了。”
讲完这几句赠言，福尔摩斯就转身出来了，留下那两个对手傻乎乎地站在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