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887年的春天，由于操劳过度，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身体搞垮了，还未完全恢复。当时人们对荷兰—苏门答腊公司案及莫波吐依兹男爵的庞大计划案仍然记忆犹新。这些案件与国家政治和经济牵涉过深，不宜在我的一系列回忆录中加以披露。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那两起案子的奇异和复杂的特性，也给了我的朋友一个机会，让他认识到新的斗争方法的重要性，这种方法是他毕生对抗犯罪行为时所使用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
我查阅自己的笔记，发现在4月14日，曾有一封来自里昂的电报，通知我说福尔摩斯病倒在杜朗旅馆。24小时之内，我就赶到了他的病房，发现他的病情并不是十分严重，这才放下心来。不过，即使像他这样钢筋铁骨的身体，也禁不起连续不断的紧张工作，两个多月的疲惫与压力，终于摧毁了他的身体。这段时间内，他每天工作不少于15个小时，而且，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竟然五天五夜没有休息。胜利带来的喜悦，也无法减轻他在如此拼命地工作之后产生的劳累。他的名字响彻整个欧洲，各处发来的形形色色的贺电堆满他的房间的时候，我发现福尔摩斯依然深陷在痛苦之中，神情沮丧。即使他完成了三国警方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将全欧洲最有技巧的诈骗犯彻底击败的消息，也无法使他从疲惫的精神中振奋起来。
三天过后，我们一起回到了贝克街。我想，换个环境对我朋友的健康会更有益，若乘此大好春光，到乡间去待上个把星期——这个念头吸引了我。在阿富汗时请我给他治过病的老朋友海特上校，现在在萨里郡的赖盖特附近购置了一所房子，他屡次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客。在最近一次邀请中他着重说明，要是我的朋友愿意和我一道去，他也会竭诚欢迎的。我委婉曲折地把我的意思说给福尔摩斯听，当他得知主人是个单身汉，而且他在那里完全可以自由行动时，他欣然同意了我的计划。从里昂回来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就来到了上校的家里。海特是一个热情爽朗的老军人，颇有见识，正如我所料，他很快就发觉他和福尔摩斯有很多共同话题，两人相见甚欢。
我们到来的那个傍晚，用过晚餐，随后一起去了上校的贮枪室。福尔摩斯四肢伸展躺在沙发上，海特则领我参观他收藏的东方武器。
“顺便说一句，”他突然说道，“我想从这里挑一支手枪带到楼上，以防有警报。”
“警报？！”我说道。
“是的，最近我们这个地区出了大乱子，大家都受到惊吓。老阿克顿是本地一个富有的乡绅。上星期一有人闯进他家里。损失虽然不大，但却没有抓到那些家伙。”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福尔摩斯望着上校问道。
“目前还没有。不过这只是一件小事，是我们村子里发生的一件小案子，你处理过那么多国际性大案，它对你来说一定是微不足道的吧，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摆摆手打断了他的恭维，可是他脸上的笑容显著说明这些赞美之词还是让他感觉很好。
“有什么值得重视之处吗？”
“感觉没有。那些盗贼在藏书室仔细搜索了一番，尽管费了很大劲却收获甚少。整个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抽屉全打开了，书籍也是狼藉一片。被拿走的除了一卷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两根镀金烛台、一个象牙镇纸，还有一个橡木制作的小晴雨表和一团编织用的绳子。”
“还有这样的小偷，真是少见啊！”我喊道。
“嗯，这些家伙显然是顺手乱抓，抓着什么就是什么。”
福尔摩斯在沙发上轻轻哼了一声。
“地区警方应该能从这里找到些许线索，”福尔摩斯说道，“啊，很明显……”
我伸出手指发出警告：“你是来这儿休息的，我亲爱的朋友。你的精神还不太好，请不要再插手这件案子了。”
福尔摩斯无奈地耸了耸肩，默默地看了看上校，于是我们转移话题，不再谈这种令人不快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