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沉痛的心情，我现在提笔写下这最后的一案，为我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那独特的才干做最后的记载。虽然记录得没有条理也不够细致，但是我一直竭尽全力想把和他在一起的奇异经历都写下来。从“血字的研究”开始，我们走到了一起，知道后来他侦破“海军协定”这一要案——正是由于他的参与，才成功地阻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纷争。本来我想写到“海军协定”时就此打住，再不去提及那场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悲剧。但是，两年的时光已经流失，我的痛苦和悲伤还是无法弥补。直到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为他死去的兄弟辩护的那几封信，让我别无选择，不得不把事实的真相公布于众。我是唯一清楚事实真相的人，时机终于到来，也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据我所知，这件事报纸上只报道过三次，即《日内瓦杂志》，1891年5月6日；路透社消息，1891年5月7日；以及我上面提到的最近的这几封信。其中，前两次的报道都极为简略，最后这次，我要着重指出，完全与事实不符。现在，我有责任将莫利亚蒂教授与福尔摩斯先生之间发生过的事一一披露出来。
也许有的读者还记得，我结婚之后，继续开业行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福尔摩斯原先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渐渐变得疏远了。不过他在调查案子需要帮手的时候，还会过来找我，只不过这种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整个1890年，我只记录了三件案子。从这一年冬天到1891年初春，我在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委托，正在调查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这段时间，我两次收到福尔摩斯给我的来信，一封来自纳尔榜，一封是由尼姆寄来的，因此，我估计他还要在法国待上很长一段时间。谁知，1891年4月24日傍晚他竟然来到我的诊所，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与以前比起来越发显得苍白、消瘦。
“没错，这些天我确实把自己累得不轻，”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道，“最近我有点儿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桌上摆着一盏灯，是我用来读书用的，屋子里就这一点灯光。福尔摩斯贴着墙走过去，关好两扇百叶窗，并插紧插销。
“你好像很害怕什么东西？”我问他。
“是的。”
“害怕什么？”
“怕汽枪。”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想你很了解我，华生，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可是，如果危险逼近了你还不敢承认，那不叫勇敢，那是愚蠢。你能给我点个火吗？”福尔摩斯美美地抽了一口香烟，好像那香烟能安慰他一样。
“真的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我还必须请你破个例，允许我待会儿去你家花园，翻墙离开你家。”
“可是究竟出什么事了？”我问他。
他向我伸出手，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他有两处指关节都受了伤，正在流血。
福尔摩斯贴着墙走过去，关好两扇百叶窗，并插紧插销。
“瞧瞧，我并不是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吧，”福尔摩斯笑着说，“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真家伙，我的手差点被弄断了。你太太在家吗？”
“她去朋友家做客了。”
“真的！就剩你一个人在家了？”
“是啊。”
“那我就好开口说了，我想让你陪我去欧洲各地旅游一个星期。”
“要去哪里啊？”
“哦，随便了，对我来说都一样。”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蹊跷，因为依照福尔摩斯的性格，他绝不会漫无目的地出去度假，而且看着他那苍白疲惫的面容，我知道他的神经已经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看到我询问的眼神，福尔摩斯双手交叉，胳膊枕在膝盖上，开始向我解释他面临的情况。
“你可能还没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吧？”他说道。
“从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