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2年到1890年间，我为福尔摩斯的探案做了很多笔记和记录，当我再次拿出来翻阅的时候，发现稀奇有趣的案件真的是太多了，我甚至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取舍。有的案件，已经通过报纸广为人知了，尽管报上刊登的部分案件，根本没能让我朋友那卓越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那些报纸还是拿来作了精彩的报道。还有些案子，他分析的技巧和过程确实令人费解，讲起来有可能会虎头蛇尾。也有些案子，他只弄清楚了部分环节，对整个案件情节的分析，只停留在推测或假设的阶段，没有他最看重的可靠准确的证据作为依据。在最后说的这类案子中，有一桩案子的情节非常复杂、结局也是出人意料，让我忍不住想讲述一番。虽然有关这个案子的部分真相还没有弄清楚，不过，或许是永远都弄不清楚的。
1887年，我们接手了一连串的案件，不管是有趣还是无聊，大案还是小案，我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整整12个月，记录的案件标题有如下这些：帕拉多尔会所探险案；业余乞丐协会案，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那些乞丐竟然拥有一个极度奢华的俱乐部；与英国“索菲·安德森”号轮船失事有关的案子；格莱斯·彼特森的乌法岛探险案；还有坎伯韦尔投毒案。据最后一案记载，当福尔摩斯把死者的表重新上发条的时候，发现那块表的发条两个小时以前就已经被上紧了，由此证明，死者那个时间已经上床睡觉了。这个结论对理清整个案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朝一日，我可能会把所有这些案件的梗概都叙述出来，但是，我现在准备执笔叙述的，是所有案件中情节最为扑朔迷离、最荒诞不经的一件事。
那是9月下旬，正值秋分时节，暴风雨异常的猛烈。狂风整日怒吼，瓢泼的大雨击打着窗户。在人类亲手建造的偌大伦敦城里，那样的时刻，无论是谁都会因为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而变得情绪低落，都必须承认自然界那强大的威力，它透过文明的栅栏对着人类狂吼乱叫，就像铁笼里未被驯服的猛兽一样。随着天色逐渐变暗，暴风雨也更加肆虐起来，风从壁炉的烟囱钻进来，很像是婴儿发出的哭泣声。福尔摩斯在壁炉一边坐着，情绪很不稳定，正埋头整理案件记录摘要卡；我坐在他对面，沉浸在克拉克·拉塞尔写的一本精彩的海洋小说里。当时，外面那咆哮的暴风和瓢泼大雨，正好与小说的主题相呼应，混成一体，雨声似乎也变成了海浪的澎湃声。我妻子那几天正好回娘家探亲了，所以我又成了贝克街故居的房客。
“嗨，”我说着，抬起头看了同伴一眼，“门铃响了。这样的夜晚，还有谁会来啊？可能是你哪位朋友吧？”
“我除了你，哪有什么朋友啊？”他说，“再说，我也不鼓励别人来访。”
“那可能是委托人吧？”
“要是委托人的话，案情肯定非常紧急。否则，谁也不会在这样的天气出来。不过，我感觉来者更有可能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好朋友。”
福尔摩斯这次猜错了。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有人敲门了。他伸着长长的胳膊，把用来给自己照明的那盏灯转向一张空椅子，好方便来客就座，“进来吧。”他说。
进来的是个年轻小伙儿，看着22岁左右的样子，衣服整洁而考究，举止得体，谦恭有礼。借着灯光，他焦急地四处打量着，他脸色苍白，目光沉重，一看就知道他的内心承受着某种难耐的煎熬和折磨。
“真是太抱歉了，”他说，“但愿我没有太打扰您！外面暴风雨很厉害，我身上的泥水，恐怕已经弄脏了您整洁的屋子。”
“把雨衣和伞都给我吧，”福尔摩斯说，“挂到钩子上，很快就干了。我看您应该是从西南方向来的。”
“是的，我来自霍舍姆。”
“因为我看见您的鞋尖上沾了一种很特别的石灰土。”
“我是特意来向您求助的。”
“这个好说。”
“福尔摩斯先生，我久闻您的大名。我从普仁德加斯特少校那里，听说了您是怎么在坦克维弗尔俱乐部的丑闻案件中把他救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