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在澳大利亚变成一座巨大的难民营之前？”语言合成器的声音没什么语气，可我依然能听出澳洲人那特有的自豪感，“那时，悉尼的国家医学中心还是一座歌剧院—看看那优美的造型你就能猜到，它当初绝不可能是一座医院；那时，达尔文是北方最繁华的港口，而堪培拉，则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我去过堪培拉，那里现在除了充满核辐射的废墟，没别的东西。”
“该死的疫区人干的好事。在那以前，堪培拉人连什么是‘脏弹’都没听说过。”他盯着窗外的海港，乌黑的双眼里跳动着夕阳的余晖，“那时的澳大利亚像是处在世界的边缘，人们与羊为伴，过着平淡的生活—而现在，它变成了世界的中心，不，是世界仅剩的全部。”
像是有意要把汉密尔顿拉回现实，门铃响了。接着是一串细碎的钥匙碰撞的声音，然后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从门厅一路响到厨房，再响到会客厅，随即诊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小姑娘跑了进来。看到我和一匹高头大马并肩站在窗前，她显然有些尴尬。
“妈，我回来了。”她有些迟疑地说道，“您好……先生？”
“你女儿？”他瞥了我一眼。
我点点头，“巧玲，在家里也要像个淑女。”我一脸严肃地对女儿说，“这是汉密尔顿先生，妈妈的客人。”
巧玲向我身边的“绅士”行了个旧式的屈膝礼。我拼命忍住笑，说道：“巧玲，上楼去做功课吧。今天妈妈来不及做饭了，我们订比萨吃。”
“好啊！我要烤鸸鹋肉的。”巧玲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马尾辫在脑后欢跳。“对了，别忘了给伊啼露喂食。”我在她身后补充道，回答声从楼梯间传过来：“知道了—”
“做个单身母亲很难吧？”汉密尔顿问道，“很难想象，你丈夫会抛下这么可爱的女儿不管。”
“我丈夫死于大瘟疫—在巧玲出生之前。”我冷冷地答道。
“哦，对不起……”汉密尔顿尴尬地说，“我很抱歉。”
“没事，”我摇摇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阵沉默。
“如果我没猜错，‘伊啼露’是你养的鸟吧？”汉密尔顿想要打破僵局，“我来的时候听到了它的叫声，非常动听。是什么品种的？”
“汉密尔顿先生—？”诊所门外传来一个人声。
“是我的管家，他来接我回去。”汉密尔顿先生不安地跺了跺蹄子。“抱歉耽误了你太多时间，医生。”他冲我礼貌地点了点马头，“我的秘书会很快把钱汇到你的账上。”
“我的荣幸，先生。”我领着我的四蹄朋友跌跌撞撞地穿过客厅，来到门口，“为你的健康着想，我认为你应该每三周做一次人格修复，而不是每月一次。”
“好让你赚个盆满钵满？哈！”走出院子前，他还不忘挖苦一句，只可惜语言合成器把嘲讽的成分过滤得一干二净。
回到客厅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在电话本上找到比萨店的号码。刚要拿起电话听筒，几条文字留言攫住了我的视线……
达尔文市中心公共医疗中心 上午九点三十五分 多云
从计程车里出来，公共医疗中心沉重的白色大门突兀地立在眼前，在阴沉沉的天空下，这座原本是市政大厅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与周围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平时，这座建筑的门前总是排着长队—像汉密尔顿那样的“寄宿者”（大多是来做人格修复治疗的）以及他们的人类伙伴。迈尔斯曾经开玩笑说，这里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而今天，除了人群（和兽群）之外多了一队警车，周围草坪上的棕榈树间拉上了黄色的警戒线，把中心围了个严实。
我刚走近警戒线，就被一个警察拦住了，“请出示证件，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