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多种手段，步步向华北进逼。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反动的北平当局对内对外穷于应付。在此情况下,张培植于1935年元月被提前释放了。
出狱后，他住在北平沙滩的一家公寓，声称在狱中得了关节炎，需要水疗，每天到浴池沐浴，实际上是等人接头。等了一个多月，接头人没来，春节已经过了，他才回到家乡。家中人埋怨:“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日夜悬念，出狱后不马上回来，也不该春节不回家
。”
他婉言解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难友困难有事，托带的东西没交出去，不好早回家，以免错过机会。”他将狱中带出的伪装成纸烟的密信展开，珍重的藏入线装《三国志》的夹层中。3月，他带上《三国志》去白洋淀，关系没接上，《三国志》又原封带回来了。
张培植以他的身份、地位、技术，做了一般共产党员无法做到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张培植把大儿子张林池、二儿子张英池叫回家，各给以路费:“大敌当前，去走自己的路吧!”张林池改名张冲,到冀西山区找党去了。张英池改名张帆，辗转到了延安。
1937年9月29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保定。张培植回到清苑东闾老家。
1937年10月，聂荣臻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创立了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
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在河北阜平县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1938年初，张培植由清苑回到保定。他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对家人说:“八路军来了，已到了xx地方了，打了一仗。先遣人员已与地方联系上了，xx有信找我!”
张冲进入冀西山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抗日，担任唐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初创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张冲经常派人秘密回家，要张培植代买药品、电料、文具。张培植买到后，先送到东闾，再转送唐县。
当时邓拓同志在边区主管宣传工作。印刷文件、资料，出版报纸，急需印刷设备和器材。邓拓请彭真同志转告张冲，希望张冲动员他父亲张培植把协生印书局的设备运来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斗争服务。
1938年秋，张冲派张兰池（张冲的堂兄，当时给张冲当警卫员)秘密返回东闾,转达了上述意思。张培植欣然答应，先派张国旗押运，张兴昭赶车，运去了一车药品、纸张、油墨。
年底又运出了一批医疗器材、石印机和铅块等。1939年春，日军封锁一天比一天严紧，原来的道路已无法通行，张培植将16开印刷机拆卸包装，连同铅字、铜模，计划从水路运到白洋淀，再经旱路转运。
因汉奸陈雨田告密，装上船的设备在保定南关被日本宪兵队扣下了。张培植也被宪兵队逮捕。宪兵队用酷刑追问这些东西准备运往何处，张培植一口咬定：“生意不好，运到天津拍卖。”
日寇妄想收买张培植为他们工作，向张提出：“把你儿子张冲叫回来，我们给他事做。”张回答：“我没有张冲这个儿子，我儿子张林池在德国上大学，学化学。”“你可以当商会会长，愿做别的事也行。”张答：“我闲散惯了，不愿做事，也做不了事。”宪兵队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回家考虑。
张培植回到家中感到事情麻烦了，准备运走的东西，必须加紧启运，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直运满城的安排快就绪了，张培植正考虑自己脱身前往根据地的办法，不料,1939年5月30日，张培植被日本桑木特务机关的便衣特务逮捕了。
张培植从此再没有回来，多年后才知道他被日本特务放出的狼狗活活咬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