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良玉坐镇帅府，对各路军队进行调整。
秦良玉进出乾清宫有些频繁，在不断的与朱栩谈妥征倭的各种事项。
比如，虽然秦良玉坐镇，但必然要有一个前线征讨使，商议来去，最终定为新任的辽东大都督杨嗣昌。
又接着对海军，各路军队进行划分，调整。
多尔衮的军队，调整为五万，必须是精锐。朝鲜，琉球各五千，蒙古三万，萨摩藩的一万人，总数十万大军，海军触动两百艘战舰，包括正在修缮洪武号，人数三万人。
明朝的动作很大，倭国那边迅速查知，本来隐晦的调动不再掩饰，一面向北集结，似乎要挡住虾夷的进攻。另一面，各藩国的军队飞速越过关门海峡，集结九国岛。
九国岛上风声鹤唳，一片肃杀。
岛原半岛的天草四郎更是紧张，无数基督教徒拿起兵器，早早准备。
在大明征讨倭国之前，德川幕府肯定会先剪除内乱，铲除天草四郎所带领的基督教徒们。
另一名，鹿儿岛上的萨摩藩同样在准备，桦山久，左良玉等日夜整军，视察各处要塞。
这些年，鹿儿岛上的士兵始终没有增加多少，不是人不够，二十左良玉用了极其残忍的练军之法，一直保持着一万人，确保这一万人绝对精锐！
明倭战争一触即发，大明这一边，兵精粮足，众志成城，快速筹备，调兵遣将，来势汹汹。
倭国压了几年的怒火，已忍无可忍，新仇旧恨，自然更不怠慢。
双方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快速集结，遥望着彼此，静等着准备就绪，大战就在眼前！
不管对外如何，内部孙传庭的动作越来越多，引起的波动自然更大。
因为山西巡抚衙门在落实“责任到人”的事情上的“懈怠”，孙传庭将山西巡抚吕大器叫到京城，在议会常务理事会公开检讨，甚至他当面指责吕大器，语气相当严厉，简直如指着他鼻子，当众大骂。
读书人最好面子，吕大器是封疆大吏，哪里受得了，当众与孙传庭争执起来，孙传庭直接就要动议常理会，免了吕大器巡抚的职位。
最后是靖王，傅昌宗等人赶来，做和事佬，吕大器脸红脖子粗，不肯罢休，孙传庭更有要坚持罢黜吕大器的意思，最后还是周应秋开口，再不行，就到乾清宫前打御状。
这下，孙传庭，吕大器稍微冷静一点。
最后的结果，就是吕大器向内阁做出深刻检讨，并在朝报上发表军令状，保证不打折扣的执行内阁的政令，否则就自行辞官。
到了这里，这件事才算了结。
但这对大明上下来说的震动是非比寻常的，吕大器是谁，是周应秋在吏部尚书任上的吏部侍郎，是公认的周应秋最重要的“下属”，是帝党干将，能做到山西巡抚，少不得周应秋的运作。
现在，孙传庭居然连“帝党”二号人物周应秋的面子都不给，将吕大器“整”到如此颜面无存的地步，可见孙传庭真的是为了“新政”刚正无私，六亲不认，不管不顾了。
一边是孙传庭强势破除毕自严以来的“陈规”，动静越来越大，已然威胁很多人的利益。另一边是帅府看似不动声色，实则在对内部进行清查，意图纯洁军队。
同时，秦良玉调度各地军队，各种轮换，轮调，人事调整目不暇接。
户部虽然没有大笔的钱粮出入，可还是有一笔不小的数字被神秘“挪用”，继而朝廷要讨伐倭国的事传的沸沸扬扬，在京城掀起了一波浪涛。
工部主事上疏内阁，言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内政尚未高成，何以又开战？”
开封知府上疏，直言“倭国孤悬海外，国穷民蛮，于我大明毫无威胁，何以非兴兵讨伐不可？”
秦淮河上一四十多的中年人，酒后狂草而上，道“祖宗立山河，君明臣贤。天昏地暗，大灾盖日月。国困民乏，兴兵于海外。天若有灵系，降我甘露。地若有明兮，摄我雷霆……”
这些奏本是进了通政使司，按理说应该直接分给内阁，毕竟是上给内阁的，但通政使司很有眼力，没有送给诸位阁老，而是转入了司礼监。
坐镇三楼的刘时敏看了十多本，挑出代表性五本，转身送入乾清宫。
朱栩今年以来，已经很少去内阁大楼，基本上都在乾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