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十年以来，最多中国人前往的国家就是美国了。无数有志之士像不远万里前去**的信天翁一样飞越太平洋，摇身一变成了遍地精英或者遍地土鳖。然而“去美国”这个行为却又存在着一个悖论：最多人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最难去的地方，甚至要比越狱还难。因为那里不是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我申请下来护照之后还得到大使馆面前，结果没聊两句就被“毙”了，原因是我声称前去游览，却说不出几个风景名胜，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要看湖人队的比赛”。对面那洋人和蔼地告诉我：
“在家看转播吧。”
但我总不能告诉他们，我表妹马上就要坐美国的牢了，我是去试图营救她的。排在我前面的一个老头儿更活该，他被儿子儿媳叫过去看孩子，可提出申请理由的时候不说“我孙子在美国”或者“我孙子是美国人”，而是说：“美国人是我孙子。”这种故意颠倒的语序让精通中文的签证官大为不爽，随便扣了顶“有移民倾向”的帽子便撵了出来。
老头儿一边往外走一边愤愤地说：“孙子才想当美国人呢。”
经此一拖，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这期间我着急上火，又给安小男、李牧光和林琳轮番打了无数个电话，但却一个人也找不着。我还开车奔波几百里，去了一趟安小男在H市的家，可把门拍得山响又在楼道里守了大半天，也没见着半个人影。后来还是一个穿着秋裤出门倒垃圾的邻居告诉我，安小男好像悄悄回来过一趟，连夜把他妈接走了。至于去了哪儿，就没人知道了。
“他是不是欠债了？除了你之外，还有几个东北人来找过他，模样凶得很。”邻居唏嘘道，“这孩子小时候多老实啊，怎么看也不像出格的人……”
我无法解释，便岔开话题又问：“这片儿不拆迁了？”
“你也听说了？拆迁公司都进驻了，但又突然停了。”穿秋裤的大叔说，“为了这事儿，我们还在楼道口放了挂炮呢。”
微博事件正在飞速发酵，不久之后网上有了正式的消息，李牧光他爸已被“双规”并接受调查，而他本人却凭借美国国籍继续逍遥法外；由于中美两国尚未签订引渡条款，流失的国有资产被追回的希望非常渺茫。这条新闻也让人们对那些给外国人当了爹的官员们产生了更大的愤怒。到了那年冬天，事情总算有了转机。我拐弯抹角地联系上了同样定居美国、正在波士顿“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供职的前女友郭雨燕，请她把我塞进了一个“文物保护考察团”的名单里。于是再次面对签证官的时候，我的理由就变成了“到你们国家看看我们的宝贝”。
也是有缘，在这个考察团里同行的还有一位故人，正是历史系的商教授。此人与时俱进，最近靠“歪批历史”从电视明星转型成了网络红人，因而轻佻的风格愈演愈烈。自打坐进飞机的头等舱，他就招猫递狗地和空姐打哈哈，唯恐别人认不出他来，浪费了胸前那杆“万宝龙”签字笔。听说我这个过去的学生混成了导演以后，他还屈尊纡贵地莅临了一帘之隔的经济舱，和我探讨了许多90后才感兴趣的时新话题，并隐晦地暗示我，可以把范增、余秋雨和他并列在一起，拍摄一套名为“当代大儒”的传记片。
飞机已经升空，我们的屁股下面是浩瀚的太平洋。看着这位在三万英尺高空乱舞的恩师，我蓦然生出了何似在人间的荒谬感。商教授侃得兴起，我忽然打断他问道：
“您还记得安小男吗？”
“记得记得。”商教授热忱地呼应着我，“也是媒体圈儿的对吧？我还看过他对文怀沙做的访谈，问题问得特犀利……你们是不是老管他叫小安子？”
除了外号，没有一样对得上的。我苦笑了一声，没再搭茬。谁想商教授却又反过来问我：“对了，你们那些同学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牧光的？”
我瞪大了眼睛：“是啊，您认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