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刘知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和合法化策略。首先，他在称帝时，选择了继承后晋的法统，沿用后晋的年号“天福”。这一举措表明他与后晋的联系，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兴政权，而是在后晋的基础上延续下来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获得后晋旧臣和百姓的认可，减少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
其次，刘知远注重拉拢汉族士大夫阶层。他深知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影响力，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他尊重汉族的传统礼仪和文化习俗，重用一些有才学的汉族士大夫担任重要官职，为后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出谋划策。例如，他任命了一些着名的文人学者担任翰林学士等职务，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文化建设。这些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参与，为后汉政权注入了文化的活力，也提高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此外，刘知远注重民生，采取措施减轻百姓的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够稳固。因此，他下令停止契丹时期的一些苛捐杂税，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时，刘知远也注重招抚流亡百姓，安置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他还加强了对地方的治理，派遣官员到各地安抚百姓，整顿社会秩序，打击盗贼和奸佞之徒，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百姓对他的政权逐渐产生了信任和认同，为后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刘知远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胜利者姿态，以此增强新政权的威望和凝聚力。在契丹撤离中原后，刘知远迅速发兵，收复了一些被契丹占领的地区。他的军事胜利，不仅彰显了新政权的军事力量和统治能力，也向世人展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决心。通过这些对外战争的胜利，刘知远成功地提升了新政权的威望，增强了其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百姓们看到了新政权有能力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从而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
（三）迅速称帝的时机选择
刘知远的称帝速度堪称历史奇迹。从契丹撤离开封，到他在太原称帝，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刘知远果断决策，积极筹备。他迅速整合了河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整顿军队，加强训练，确保自己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
同时，他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和外交活动。他派遣使者到各地，向各地的官员和百姓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他还与其他一些有实力的诸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联姻、结盟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
在时机成熟后，刘知远在太原正式称帝，建立了后汉政权。他宣布改元乾佑，以表明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正统的。
刘知远的迅速称帝，使他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其他诸侯和地方势力还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后汉政权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原的核心区域。这一速度不仅体现了刘知远的果断和勇气，也显示了他对时机的准确把握和对政治局势的敏锐洞察力。
然而，刘知远的迅速崛起也埋下了隐患。由于时间紧迫，后汉政权的建立缺乏充分的准备和规划，内部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矛盾。同时，刘知远对外扩张的野心过大，导致后汉政权在建立不久就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挑战。
三、政权基础的脆弱性
（一）内部矛盾与权力结构矛盾
后汉政权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其内部矛盾极为突出。
在沙陀军事集团的传统方面，后汉政权实际上是沙陀军事集团在中原的继续。这个集团以武力起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派系和权力斗争。各将领拥兵自重，相互之间存在着猜忌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难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