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制度的僵化。女真“猛安谋克”（军事屯田制）本是女真崛起的核心：每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战时为兵，闲时为农。但随着金国统治中原，女真贵族逐渐放弃“居耕战”传统，大量“猛安谋克”户迁入华北，“计口授田”沦为形式，“壮者皆兵，老弱仅存”（《金史·兵志》），战斗力急剧下降。更致命的是，女真贵族沉迷于“汉法”与“旧俗”的争执：一部分人主张“全盘汉化”（如海陵王完颜亮），另一部分人顽固抵制（如世宗完颜雍推行“女真为本”政策），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其次是经济的崩溃。金国后期，黄河频繁决堤（1194年黄河改道后，“河患”愈演愈烈），农田被毁，赋税加重；为支付对宋、西夏的战争费用，金廷横征暴敛，“科差（徭役）日繁，民不聊生”（《金史·食货志》）。更有甚者，女真贵族强占汉民土地，“夺民田为屯田”（《续资治通鉴》），导致“中原之民，困于赋役，多亡入宋”（《宋史·李埴传》）。
最后是外交的失误。金国崛起于“灭辽灭宋”，但对草原部族始终采取“减丁政策”（每三年派兵剿杀蒙古各部青壮），甚至“分而治之”（挑拨蒙古各部内斗）。这种高压政策埋下了深仇大恨：1211年，俺巴孩汗（蒙古合不勒汗之孙）被金国以“私通塔塔尔”为由钉死在木驴上，成为蒙古南下的直接导火索。正如《元史·速不台传》所言：“金人仇耻，深入骨髓，故成吉思汗首伐之。”
1.3 矛盾的总爆发：蒙古南下的导火索
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10万大军南下攻金，揭开了灭金战争的序幕。此时的金国，看似仍有“九省之富”（《金史·仆散揆传》），实则外强中干：金主卫绍王完颜永济（1208-1213年在位）昏庸无能，闻蒙古入境，“仓猝不知所为，尽起中都（今北京）守军，分屯列隘”（《金史·卫绍王本纪》）；边将独吉思忠（时任西北路招讨使）修筑乌沙堡（今内蒙古乌兰察布）防御工事，却因“役夫多怨”导致工程质量低劣，被蒙古军轻易攻破。
更讽刺的是，金廷对蒙古的威胁长期误判。此前数十年，金国凭借“长城防线”（界壕边堡）与“以夷制夷”（联合西夏、南宋）维持对草原的控制，但至卫绍王时，“界壕久圮，边备废弛”（《元史·地理志》）；西夏因与金国交恶（1211年西夏襄宗李安全与金国绝交），转而与蒙古结盟；南宋虽与金国有“世仇”（靖康之变），却因“联蒙灭金”的现实考量保持中立。
成吉思汗抓住金国“分兵把守、指挥混乱”的弱点，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先以少量兵力牵制金军主力于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自率精骑突袭其后方，连克宣德（今河北宣化）、德兴（今河北涿鹿），切断金军退路；再以“闪电战”横扫华北，“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蒙古秘史》）。1212年，蒙古军撤退，但已“得中原形胜之地”（《元史·木华黎传》），金国的战略主动权就此丧失。
二、铁骑南下：蒙古灭金的三个关键阶段
2.1 第一阶段：战略试探与金国的盲目防御（1211-1216年）
蒙古第一次攻金（1211-1212）虽未灭亡金国，却暴露了金军的致命弱点：数量虽众（号称40万），却“将不知兵，兵不知战”（《金史·完颜承裕传》）。野狐岭之战中，金军主帅完颜承裕（卫绍王妹夫）将10万大军分散于野狐岭至宣德的上百里防线，“每箭地为一屯，首尾不相顾”（《元史·速不台传》），被蒙古军“分兵合击”，几乎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