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城位于汉水北岸，与襄阳隔江相望，城墙“高倍于襄阳”，但因“守将范天顺、牛富与吕文焕有隙”（《宋史·范天顺传》），内部矛盾重重。元军“以回回炮击其西门，城垣崩裂”（《元史·阿术传》），又派“汉军”乘夜登城，“斩关而入”（《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范天顺“率死士巷战，身被十余创，犹骂贼不绝口，遂自缢死”（《宋史·范天顺传》）；牛富“率残兵突围，至浮桥，桥断，赴火死”（《宋史·牛富传》）。
樊城陷落的消息传至襄阳，守军“士气崩溃，哭声震天”（《襄阳守城录》）。吕文焕“登城四望，但见汉水尽赤，浮尸蔽江”（《元史·世祖纪》），悲痛欲绝。更致命的是，樊城失守后，元军切断了襄阳的“陆路粮道”，仅剩的“汉水粮道”也被元军水军封锁。襄阳守军“粮尽，人相食，析骸而炊”（《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吕文焕“日抱其子泣，谓‘汝不能为赵氏鬼乎？’”（《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2.3 第三阶段（1272-1273）：襄阳投降，宋元易代关键
咸淳八年（1272年）春，元世祖忽必烈增派“伯颜、史天泽”率军增援，襄樊前线元军增至30万。伯颜采纳“先取樊城，再逼襄阳”的策略，命“张弘范率舟师截汉水，李庭率步兵攻西门”（《元史·伯颜传》）。
襄阳守军已至“人无固志”。吕文焕“遍历城上，见士卒面无人色，儿童啼饥，老妇泣血”（《元史·吕文焕传》），内心动摇。是年十一月，元军“回回炮”集中轰击襄阳南门，“城楼倾圮，矢石如雨”（《续资治通鉴》卷一八四）。吕文焕“知不可守，乃遣其子吕师夔诣伯颜请降”（《宋史·吕文焕传》）。
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吕文焕开襄阳城门，率文武官员“肉袒牵羊”（古代投降仪式）出降。元军入城后，“封府库，收兵器，释胁从”（《元史·世祖纪》），襄阳正式纳入元朝版图。
襄阳失守的消息传至临安，“朝野震惊，百官涕泣”（《宋史·度宗本纪》）。贾似道被迫“自请督师”，却仅派范文虎率十万大军“象征性救援”，结果“舟师至鹿门，遇元军，全军覆没”（《宋史·范文虎传》）。至此，南宋“长江防线”名存实亡，元军“沿汉水直下鄂州，顺江东进”（《元史·伯颜传》）的通道彻底打通。
第三章 胜负之钥：战略、技术与人心的三重博弈
3.1 元军的“技术革命”：回回炮与水陆协同
襄樊之战中，元军的“回回炮”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种源自阿拉伯的抛石机，经蒙古工匠改良后，“机发时声如雷霆，所击辄糜碎”（《黑鞑事略》）。襄阳城楼“厚五丈，高十丈”（《襄阳府志》），却“为回回炮所中，石入城，穿穴透壁”（《元史·阿术传》）。守军“以木栅蔽之，栅破则人亡”（《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最终“城不可守”。
水陆协同战术的运用，同样是元军获胜的关键。元军控制汉水后，“以战船五百艘，列于江面，昼夜巡逻”（《元史·阿术传》），切断了襄阳的粮道；又派骑兵“沿汉水两岸，驰骋示威”（《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制造心理压力。这种“陆攻城、水断粮”的立体攻势，让襄阳守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最终崩溃。
3.2 南宋的“体制性溃败”：党争、腐败与战略误判
襄樊之战的失败，根源在于南宋的“体制性腐败”。贾似道专权，“凡台谏弹劾，非其私党不问”（《宋史·贾似道传》），导致“边将无权，朝廷无策”。吕氏家族虽“世守荆襄”，却“自擅兵赋，不输朝廷”（《续资治通鉴长编》），朝廷对其既依赖又猜忌，战时无法有效调度援军。
更致命的是战略误判。南宋君臣迷信“长江天险”，认为“襄樊虽失，犹有长江”（《宋季三朝政要》），未及时加强两淮防线。直至元军“顺江东下”，宋廷才“仓促应战”，结果“江防未固，舟师不精”（《元史·伯颜传》），最终“临安失守，崖山败亡”（《宋史·瀛国公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