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招降纳叛，瓦解南宋防线。1261年，蒙古招降南宋荆湖都统刘整。刘整原为吕文德部将，因遭排挤投降，献“筑堡汉岸，连亘围襄阳”之策（《元史·刘整传》），成为元军攻襄的关键智囊。
其二，建造“回回炮”，突破城防壁垒。蒙古灭花剌子模后，从阿拉伯地区引进“回回炮”（又称“襄阳炮”），这是一种以杠杆原理发射的抛石机，射程达200步（约300米），可击毁城墙与城楼。《元史·阿术传》载：“回回炮所中，无不摧陷。” 这种“重火力”武器，彻底改变了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模式。
其三，整合水陆兵力，形成立体攻势。元军以阿术为主帅、刘整为副帅，集结20万大军（含蒙古军、汉军、西域“色目军”），并组建水军，封锁汉水。刘整曾对阿术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故能灭国定天下。中原之地，一马平川，利于骑战，未可易攻。汉水之南，多山多险，城池坚深，若非以大炮破其城垣，虽有百万之众，难越雷池一步。”（《元史·刘整传》） 这番话，道破了元军“以炮破城、以水断粮”的核心战术。
1.3 战前的平静与暗流：南宋的麻痹与元朝的准备
面对元军的步步紧逼，南宋朝廷却沉醉于“鄂州大捷”（1259年蒙哥汗战死钓鱼城）的侥幸。宋理宗宠信贾似道，任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总揽朝政。贾似道为巩固权位，一方面“粉饰太平”，在临安“半闲堂”与姬妾斗蟋蟀；另一方面挪用荆襄军费修建私宅，“襄樊之饷，尽入私囊”（《宋史·贾似道传》）。
前线将领的奏报被贾似道“匿不以闻”（《宋史·贾似道传》）。咸淳五年（1269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派使者向朝廷求援，称“围城日久，粮尽援绝”，贾似道却将奏疏“寝而不报”。直至咸淳六年（1270年），襄阳守军“人相食，米斗五千钱”（《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吕文焕“日泣，目尽肿”（《宋史·吕文焕传》），宋廷仍未派一兵一卒。
元军则利用这段时间完成战略部署。1267年秋，阿术率军渡汉水，攻占白河口、鹿门山，切断了襄阳与陆路的联系；1268年冬，刘整率“汉军”在汉水北岸修筑“一字城”，将襄阳与樊城分割包围；1269年春，元军又在汉水中流“筑实心台”，架设回回炮，“可直击襄阳城楼”（《元史·阿术传》）。至此，襄樊陷入“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境。
第二章 围城危局：襄樊之战的全程博弈
2.1 第一阶段（1267-1269）：元军合围，襄樊孤立
咸淳三年（1267年）九月，阿术率元军主力抵达襄阳城下。他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派骑兵“日巡于外，夜宿于营”，切断襄阳与外界的信息传递；派水军“沿汉水上下，往来如飞”，拦截宋军粮船。
襄阳守军试图突围，却屡遭挫败。咸淳四年（1268年）春，吕文焕率五千骑兵出城，欲打通与郢州（今湖北钟祥）的联系，却在“万山”（今湖北襄阳西）遭遇元军伏兵。宋军“马踬，人坠崖，死者过半”（《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突围失败。
南宋朝廷终于意识到危机。咸淳四年（1268年）十月，宋度宗下诏“发诸路兵援襄阳”，但贾似道以“兵贵神速”为由，拒绝调用“殿前司”精锐，仅派“殿前指挥使”范文虎率“新募市兵”前往。范文虎“性骄悍，不习军事”（《宋史·范文虎传》），率十万大军至襄阳外围，却“日与妓乐，不问军情”（《癸辛杂识·后集》），最终“师久无功，狼狈而还”（《宋史·贾似道传》）。
2.2 第二阶段（1270-1271）：粮尽援绝，樊城先陷
咸淳五年（1269年）冬，元军“一字城”完工，襄阳被彻底分割为“孤岛”。刘整趁机向阿术献策：“襄阳之守，恃有樊城。若先取樊城，则襄阳不攻自破。”（《元史·刘整传》） 1270年正月，元军集中火力猛攻樊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