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76年到1278年，行朝的足迹遍布东南沿海：福州→泉州→潮州→秀山（今珠海）→碙洲（今湛江硇洲岛）。这段“海上流亡”的岁月，被后世史家称为“南宋最后的抗争”。
在泉州，陆秀夫遭遇了一场信任危机。当时，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阿拉伯裔富商）表面归附行朝，暗中却勾结元军，屠杀南宋宗室与士大夫数千人。陆秀夫得知后，冒死闯入蒲寿庚府邸质问：“汝受宋恩厚，今反噬主，何面目见天下士？”蒲寿庚闭门不纳，反将陆秀夫的随从杀害。此事虽未扭转局势，却让行朝君臣看清了“地方势力”的不可靠，也坚定了陆秀夫“唯以忠义立国”的信念。
1277年，宋端宗赵昰因长期颠簸染病身亡，年仅11岁。群龙无首之际，陆秀夫与张世杰力排“拥立长君”的建议，拥立7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宋史》载：“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耶？’”这段话，道尽了陆秀夫的孤勇——他明知南宋已如风中残烛，却仍要以“一旅”之力延续国祚。
2.崖山：最后的抗元堡垒
1278年，行朝退守碙洲。此时，元军已派张弘范（张柔之子，降将）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率水陆大军二十万南下追击。陆秀夫与张世杰商议后，决定放弃海上游击，选择崖山作为最后据点。
为何选择崖山？《崖山志》记载：“崖山在大海中，两山对峙，势如天险，外有奇石可守，内有港湾可泊舟。”更关键的是，崖山背靠大陆，便于从广东、福建等地征集粮草与兵源。然而，这一决策也存在致命隐患：元军水师擅长海战，而宋军的楼船体积庞大、机动性差，一旦被围，难以突围。
抵达崖山后，陆秀夫主持朝政，张世杰负责军事。他们迅速修筑宫室、铸造兵器，并招募当地渔民为向导。此时的行朝，虽“疆土日蹙，兵甲益弱”，却仍维持着基本的秩序：文臣每日早朝，讨论军政；士兵操练战船，修补甲胄；百姓则“耕海为田，织网为生”。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写：“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种“绝境中的坚守”，正是陆秀夫所追求的“士大夫之节”。
然而，内部的裂痕始终存在。陈宜中因与张世杰不和，竟于1278年底擅自乘船逃往占城（今越南），留下“吾不去，恐为敌所执”的借口。陆秀夫得知后，派人追至海中，却只带回陈宜中的书信：“国事至此，非一人之力可回，宜早图后路。”陆秀夫将信撕得粉碎，对左右说：“陈宜中去矣，然国不可无主，吾当与陛下共存亡。”
三、 义不苟生：崖海悲歌中的千古绝唱
1.崖山海战的惨烈经过
1279年1月，张弘范率元军水师抵达崖山海域。他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先用火炮轰击宋军楼船，切断其与陆地的联系；又命水军“以小船载茅草，灌油点燃，乘风冲击宋军连环船阵”。宋军的楼船虽以铁索相连，形成“海上堡垒”，却因缺乏机动性，沦为活靶。
陆秀夫亲自督战，命士兵“裂衣为旗，书‘宋’字于上”，插满每艘战船；又组织“敢死队”乘小船突袭元军，但因寡不敌众，大多战死。《宋史·张世杰传》载：“战至日暮，宋师大溃，世杰收兵登岸，秀夫曰：‘陛下不可再辱，宜早为计。’”
此时的崖山，已成一片火海。宋军的粮食、淡水早已耗尽，士兵们啃食树皮、嚼食甲胄上的皮革，仍高呼“杀贼”。陆秀夫望着遍体鳞伤的幼主赵昺，泪如雨下。他知道，所谓“背水一战”，不过是“困兽之斗”——元军已封锁所有退路，即便突围，也无法保护幼主周全。
2.背负幼主，投海明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