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回到蒙古高原。此时的他，已从花剌子模掠夺了大量财富与工匠，军队战斗力空前提升。面对西夏的“苟延残喘”，成吉思汗决定“毕其功于一役”。1226年春，他亲率大军分四路攻夏：
- 东路军：由木华黎之子孛鲁率领，攻延安（西夏南境要地），切断西夏与南宋的联系；
- 中路军：成吉思汗亲率主力，直逼贺兰山，目标灵州（西夏陪都，今宁夏吴忠）；
- 西路军：由速不台率领，取撒里畏兀儿（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断西夏西逃之路；
- 南路军：由阿术鲁率领，攻占金国边境的凤翔（今陕西宝鸡），牵制金军救援。
战争的天平彻底倒向蒙古。东路军迅速攻克延安，西路军占领撒里畏兀儿，南路军在凤翔大败金军援兵。中路军的进攻最为惨烈：1226年秋，蒙古军围困灵州，西夏大将嵬名令公率10万大军救援。成吉思汗早有准备，命蒙古军“弃舟登岸，诱敌深入”（《元史·速不台传》），将西夏军诱入河中岛（长河），随后“断其浮桥，四面围之”。史载：“河水尽赤，夏兵十万，无一生还。”（《黑鞑事略》）灵州失守后，中兴府已无险可守。
1227年春，蒙古军完成对中兴府的合围。成吉思汗采纳“水攻”旧计，掘开黄河大堤，“水灌中兴，城坏”（《西夏实录》卷十六）。然而，此时的西夏军民已无抵抗意志——李睍“日夕哭泣，束手待毙”（《续资治通鉴》），贵族们则“争降蒙古，以求自保”（《蒙兀儿史记》卷四）。
1227年7月，成吉思汗在六盘山病逝（一说被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刺杀，《蒙古秘史》载：“帝至六盘山，病甚……后妃等以剑刺之。”）。临终前，他留下遗命：“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后屠城。”（《元史·太祖本纪》）8月，李睍率文武百官投降，蒙古军入城后“悉屠之，焚其宫室，毁其宗庙”（《西夏书事》卷二十四）。曾经“东尽黄河，西界玉门”的西夏王朝，就此灰飞烟灭。
三、历史的叩问：西夏灭亡的深层逻辑
（一）西夏的三大致命短板
西夏的覆灭，绝非偶然，而是多重矛盾的总爆发。
其一，外交短视。从李元昊“联辽抗宋”到李安全“附金图宋”，再到李遵顼“联宋抗金”，西夏的外交始终缺乏长远规划，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正如清代史学家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所言：“夏国地瘠民贫，国小力弱，全赖外交纵横以图存。然其君臣反复无常，终为蒙古所乘。”
其二，军事脆弱。西夏的军队以“撞令郎”（被征调的平民）为主力，战斗力低下；骑兵虽精锐（“铁鹞子”），但数量有限（不足万人），无法与蒙古的“全民皆兵”抗衡。更关键的是，西夏从未建立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贺兰山长城虽险，却无纵深防御；中兴府的护城河与城墙，在蒙古的回回炮（投石机）与水攻战术面前不堪一击。
其三，统治崩溃。西夏后期的权臣专权（如任得敬）、后宫干政（没藏氏家族）、皇位频繁更迭（120年间历10帝，其中5帝死于非命），导致中央权威瓦解。地方豪族（如河西走廊的僧侣、部落首领）各自为战，甚至在蒙古进攻时“举城投降”（《元史·速不台传》）。这种“上无明主，下无良将”的局面，使西夏失去了最后一丝抵抗的可能。
（二）蒙古的三大制胜密码
蒙古的胜利，则是战略、战术与心理威慑的综合结果。
战略上，成吉思汗将西夏定位为“灭金前的练兵场”。通过反复进攻，蒙古不仅削弱了西夏的国力，还积累了城市攻坚（如灵州、中兴府）、多兵种协同作战（骑兵、步兵、工匠）的经验。正如《蒙古秘史》所言：“灭西夏，所以练士卒；取河西，所以通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