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5-1209年，蒙古对西夏发动了三次试探性进攻，本质上是成吉思汗对西夏战略价值的评估过程。1205年，蒙古军破力吉里寨、落思城，“掠民畜”（《元史·速不台传》）后撤退；1207年，再攻兀剌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夏守将坚守月余，蒙古因补给不足撤退；1209年，蒙古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兵分两路：一路攻贺兰山，克兀纳剌城（今宁夏银川北），擒西夏太傅西壁氏；另一路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引黄河水灌城。
这场“水攻”成为西夏命运的转折点。《西夏书事》载：“蒙古兵决黄河灌城，城几陷。会大雨，水势暴涨，蒙古兵反为所漂没，遂解围去。”表面上看，西夏因天灾侥幸逃生，实则暴露了两大问题：其一，西夏的都城中兴府虽“城坚池深”，却无法抵御蒙古的水攻战术；其二，西夏的统治集团在危机中仍未能团结——太傅西壁氏被俘后，竟“阴通蒙古”（《续资治通鉴》），试图以妥协换取个人利益。
1217年，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前夕，要求西夏出兵随征。此时西夏已因长期战争民生凋敝，神宗李遵顼以“吾国小，不能从”（《西夏纪》卷二十二）拒绝。这一举动彻底激化了矛盾——对蒙古而言，西夏的“抗命”是对霸权的挑战；对西夏而言，拒绝随征意味着失去了“以战求和”的最后机会。至此，战争已不可避免。
二、二十载血火：从蚕食到灭国的战争史诗
（一）第一阶段（1205-1219）：蒙古的试探与西夏的挣扎
蒙古对西夏的早期进攻，本质上是“练兵”与“消耗”。1205-1209年的三次进攻，虽未灭亡西夏，却达成了三大目标：其一，摸清了西夏的防御弱点（如依赖黄河天险、都城兵力空虚）；其二，削弱了西夏的经济基础（掠夺人口、牲畜与粮食）；其三，迫使西夏“附蒙伐金”（1211年起），将其绑定为蒙古的“仆从国”。
然而，西夏的“附蒙”是极其消极的。1211年金国内乱（蒙古攻金），西夏本应配合蒙古夹击金国，却“出兵不力，数败于金”（《金史·西夏传》）。这种首鼠两端的策略，既惹怒了蒙古，又招致金的报复。1217年，金军攻西夏，克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夏“丧师失地，士气大挫”（《西夏实录》卷十五）。
（二）第二阶段（1220-1224）：蒙古西征与西夏的孤立
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蒙古主力西去，西夏本以为喘息之机来临，却因李遵顼的“联金抗蒙”决策彻底滑向深渊。1220年，李遵顼“遣使如金，议夹攻蒙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一），但此时的金国已自身难保（1214年迁都汴京，疆域尽失黄河以北），根本无力响应。西夏的“联金”本质上是“与虎谋皮”，反而让蒙古找到了“西夏背盟”的借口。
1223年，木华黎（成吉思汗麾下第一将）率军攻夏，首战便克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夏守将“婴城固守，城破，举族自焚”（《蒙兀儿史记》卷三），可见抵抗之激烈。1224年，蒙古攻占葭州（今陕西佳县），切断了西夏与金的最后联系。此时的西夏，已陷入“北有蒙古，南有金国，东有宋军”的三面夹击，李遵顼被迫传位给儿子李德旺（夏献宗），自己则“称制不朝，委政于臣”（《西夏书事》卷二十三），统治集团彻底分裂。
李德旺继位后，试图扭转颓势，提出“联宋抗金”的策略。1224年，他派使者至四川，与宋将吴曦联络，约定“共攻金国，分其地”（《宋史·宁宗本纪》）。然而，此时的宋金正在襄阳一线激烈厮杀（1224-1225年襄阳之战），根本无暇顾及西夏。西夏的“联宋”同样化为泡影，李德旺在绝望中“忧悸成疾，一夕薨殂”（《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其侄李睍（夏末帝）继位时，西夏已濒临崩溃。
（三）第三阶段（1225-1227）：致命一击与王朝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