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重用贤臣，仁宣二帝还着力整顿吏治，打击贪腐。宣宗深知“吏治不清，则民受其害”，他亲自召见各地巡抚、知府，告诫他们“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莫先于去贪”。他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规定“凡官员贪酷者，轻则罢黜，重则处死”，并派遣御史巡视各地，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
最典型的案例是对“贪纵不法”的江南巡抚周忱的处理（后经查实周忱清廉，实为诬告，宣宗予以平反），以及对苏州知府况钟的重用。况钟在宣德五年（1430年）出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赋税沉重，官吏贪腐成风，百姓困苦。况钟到任后，严惩贪官，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短短几年就让苏州“吏治清明，民困渐苏”，被百姓称为“况青天”。宣宗对况钟的政绩大加赞赏，将其树为全国官吏的典范。
为了鼓励官员直言进谏，宣宗还建立了“言官保护制度”，规定“凡言官进言，即使不当，亦不加罪”。他曾对大臣说：“朕年幼，涉世未深，卿等当直言无隐，勿以朕为孺子而欺之。”在这种氛围下，朝廷上下形成了“君臣相得，直言无忌”的政治风气，许多政策失误得以及时纠正。
三、休养生息：经济复苏与民生改善
“休养生息”是仁宣之治的核心国策，其目标是恢复经济，改善民生，这一政策的推行，使明朝从永乐朝的扩张消耗中迅速恢复过来。
首先是减轻赋税徭役。仁宗继位后，立即下令减免全国税粮的三分之一，对遭受水旱灾害的地区，更是“全免其税”。宣宗延续这一政策，宣德七年（1432年），因江南地区赋税过重（苏州一府的税粮竟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宣宗命周忱前往江南整顿，推行“平米法”（平均分摊赋税，减轻贫农负担），并改革漕运，减少运输损耗，使江南百姓的负担大为减轻。据《明史》记载，仁宣时期，全国税粮收入虽有所减少，但百姓“家有余粮，逃亡者归”，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其次是重视农业生产与水利建设。仁宣二帝都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多次下令“劝课农桑”，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给予免税优惠。宣宗还命人编纂《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如改进农具、推广新作物（棉花、玉米等）。在水利方面，朝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等主要水系，宣德年间，仅治理黄河就动用民工十余万人，修筑堤坝千余里，有效减少了水患，保障了农田灌溉。
手工业与商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恢复与发展。永乐年间因营造宫殿、造船等需求，对手工业者的征调极为繁重，导致许多工匠逃亡。仁宣时期，朝廷放宽了对工匠的控制，实行“轮班制”（工匠定期服役，其余时间可自由经营），提高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景德镇的官窑生产在宣德年间达到顶峰，所产青花瓷“胎质细腻，釉色莹润”，被后世称为“宣青”，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
商业方面，朝廷取消了永乐年间的部分商业禁令，允许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虽仍有限制，但比海禁时期宽松），并减免商业税。江南的苏州、杭州，沿海的泉州、广州等城市逐渐恢复繁荣，市集上商品琳琅满目，“丝绸、瓷器、茶叶、布匹远销四方”，商业税收也随之增长，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民生的改善体现在多个方面：人口增长——洪武年间全国人口约六千余万，永乐末年因战乱与劳役有所减少，到宣德末年，人口恢复至六千六百余万；粮食储备充足——各地粮仓充盈，据记载，宣德年间，仅北京的粮仓就储备了可供十年之用的粮食；社会安定——农民起义大幅减少，《明史·刑法志》记载，宣德年间“每年审决死囚不过百人”，社会治安达到明朝最好水平。
四、文化兴盛：儒雅之风与典籍整理
仁宣之治不仅是经济上的盛世，也是文化上的繁荣期。仁宗、宣宗均崇尚儒学，提倡文治，使明朝的文化氛围为之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