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茀，1949年由台湾毅然回归祖国大陆。栾茀是太原工学院副教授，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生前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革命、完全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由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一生。
1978年底，栾茀被诊断为癌症。这个可怕的消息，开始家里人都不敢告诉给他。后来，当栾茀偶然瞥见医生为自己治疗的药物名称是阿霉素，他才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知道这一切后，他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把生命的节奏拨快了。他推开身旁的牛奶、补品，让孩子们拿来纸笔，开始工工整整、条理清楚地写下自己脑子里长久酝酿的建设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的草案、煤炭化学工业大学的办学提纲。就算已经身患绝症，他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十分严格。在写草案和提纲时，就是写到一页纸的最后几个字时出了错误，他也是重新再写一页。他对亲人们说：“我活一天，就要多为国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栾茀有三个孩子。他特别注意对孩子的教育，当孩子们都还小的时候，他常常督促他们努力学习，并且常在他们学习的时候，蹑手蹑脚地推门进来，观察他们是不是开小差了。在孩子们稍大一些的时候，他就特地买了《科学小丛书》《雷锋的故事》等书让他们读。他的三个子女在孩提时候记下的历史故事、先进人物事迹，到成年后还没忘。栾茀自己为了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日常生活中吃凉饭、洗凉水澡，冬天不戴帽子和手套，并要求孩子们也这样做。他在工作上经常好几项内容同时进行，有条不紊。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经常“开夜车”。孩子们常常在半夜醒来，看到父亲书房里的灯光还亮着。做父亲的如此勤勉，这是对孩子的一种无言的激励。
1969年冬天，太原工学院被疏散到了乡下。在一个叫桃树村的村边大路旁，栾茀见到一个烈士纪念碑。因年久失修，多年的风雨已把碑文和烈士的名字冲刷得模糊不清。栾茀就到村里，打来清水和儿子一起先把纪念碑冲洗干净，然后又找来砖头、泥土把它修补一新。他边干边对撇着小嘴的儿子说：“树这个碑，一是为了安慰这些牺牲的先烈们，二是为了让后代永远不要忘了这些使我们民族感到骄傲的英雄们。”当时空旷的田野里北风呼啸，只有他们父子两人，但栾茀直到把一切都干好才罢手。
栾茀虽然身患绝症，但依然关心时势。每天晚上他都按时叫孩子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每个星期的报纸，他都从头版头条看到末版末条。当时，栾茀全身只有两条胳膊能动，他常常一只手拿着报纸，一只手轻轻拍打着床沿，后来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每看完一页，孩子过来给翻一页。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天，栾茀才放下手中的报纸，进入了痛苦的昏迷之中。
在病危中，有一次栾茀睁开眼睛，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孩子们都在吗？爸爸想让你们趁放假给我做个写字台。以前那个太小了，绘图写字摆不开，我病要能好了，还要工作。”面对着重病的父亲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孩子们很快就给他做好了一个写字台，可是栾茀却再也不能用了。他望着孩子们带来的图样，看了很久很久。
栾茀以自己令人惊异的毅力，在病魔折磨下做了许多工作，几乎是在垂危中向朋友描绘煤大建校的蓝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儿子栾淼的嘱咐是几句断断续续的话：“叫他，毕业后回山西工作，不要，留恋大城市……”对于他自己，他则说：“我的遗体交中华医学会，让医务人员作科学研究吧，这也是对国家的最后一点心意了。”他一直希望山西的煤炭资源能被很好地利用，以实现以煤炭综合利用为中心的五业联营，建设一个美丽富饶的山西。
栾茀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心愿就去世了，但是他顽强、刻苦、爱国的精神，却始终为人崇仰。而他的三个子女也从自己父亲的身上学到了在学校、社会上不容易学到的东西。
栾茀身上是有一种“傻子”精神。他自己以这种精神生活了一辈子，在生活上总是得过且过，只讲为国家做的贡献。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教育和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