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胡子突然从车辕底下抽出支车杠，操在手中想发起反抗。拦路者之中的一个对他威胁地大吼一声，不轻不重地在他手背上捣了一枪托，支车杠从汪大胡子手中落到地上。他揉着手背，后退了一步，对方的枪口又指向了他。
另外一个拦路者从鞍上探腰夺去王文君和朱燕生的枪，熟练地卸下枪机，远远扔到路旁的林中去了，然后又将枪还给他们，说：“等我们走后，你们去寻找吧！”
他俩背靠背地紧挨在一块儿，吓得浑身瑟瑟发抖，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这两个蠢货，我心中鄙视地骂了他们一句。此刻我才对自己彻底承认，我平日交了这么两个朋友真算瞎眼。
第三个拦路者这时把脸转向我，喝道：“下来！”
我坐在马车上一动不动。
“下来！”又一声大喝。
我还是一动不动。
前方传来了汽车喇叭声，有汽车开过来了。虽然由于山路的弯度还看不见车身，但听喇叭声离我们不远了。
那拦路者在马上双脚踩镫而立，还没容我有所反应，他早已向我探过身来，轻舒双臂，两手插在我腋下，将我从车上提起，举放到他的马鞍前。他的动作那么突然，矫健如猿，迅猛如豹。他一条胳膊挟制着我，打了一声呼哨，首先纵马驰入路左面的密林中。
穿过林带，我被劫持着翻山越岭，飞踏过两条冰冻的河流。马不停蹄地奔跑了不知多久，渐渐放慢速度，终于站住了。我又被从鞍上提起，轻放在地。
劫持者之一向我拨转马头，慢慢扯下了蒙面的黑布。狍皮帽子下现出一张圆脸形的眉目英俊的鄂伦春姑娘的面庞，对我微笑。
“阿依吉伦？！……”
我的惊愕无法形容……
我们连队地处山林之中，与鄂伦春人有密切的接触。每年秋末冬初，鄂伦春定居村的猎队便从我们连经过，进入深山老林狩猎。第二年春，他们陆续撤出深山老林，回定居村去，也经过我们连。一往一返期间，他们常在我们连小休几日。狩猎期，也常派人下山到我们连，请求援助一些粮食、子弹、医药、盐、酒之类的东西，我们连都尽力满足他们。“等价交换”，是鄂伦春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之一。每次从我们连获得援助，归猎时，总会送给我们连不少狍肉、野猪肉或各种山禽。其实，这种交换总是不等价的。他们偿还的，一向多于获得的。友善、慷慨、有恩必报，是鄂伦春族的民族品质。
我第一次见到鄂伦春人，这些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森林大帝们，便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天深夜，我出诊归来，见连队医务所前的空旷场地上露天睡着十几个人，他们的身子都钻在“乌拉”里。“乌拉”是用狍皮缝成的被褥合一的铺盖。他们一律头枕马鞍，枪支放在鞍下，鞍旁预先架好一小堆干柴。他们的马匹拴在医务所门前的几棵杨树上。这情形使我联想起了革命年代纪律严明的红军部队。
完全是出于好奇心，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刮掉窗子上的霜花朝外看，他们正纷纷“起床”。他们首先将昨夜预先架在“枕头”旁的小干柴堆点燃，烘烤一阵衣服，然后才开始穿。
当我洗漱完，走出医务室，他们已离去。场地上的火堆遗迹和几棵树下的马粪，打扫得一干二净。我们医务所的柴垛上，放着半只冻狍子，偿还用去的干柴和桦皮……
不久后的一天深夜，有人急促地敲医务所窗子，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问：“什么人？”
外面回答：“找医生的。”
我赶紧从被窝爬起，披上大衣，开了门。门外，停着一具双马雪橇。
雪橇的主人问：“你是医生？”
我点点头。
对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快走！”
我挣脱后，问：“哪个连的？”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什么病？”
“生孩子！”
“接生？……”我犹豫起来。我只是在全团卫生员集训时期听过妇产科大课，还没有一次接生实践呢！以往都是医务所的女医生赵大夫接生，我仅给她当过几次助手。她探家还没回来。我为难地说：“我不会接生呀！”
“你是医生，怎么能不会！”对方哪肯相信！
“我不是医生，我不过是个卫生员。”
“那么我进去找真正的医生。”对方说着，就往屋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