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就有人通知我搬到集体宿舍去住。我的铺位和“娃娃脸”紧挨着，而且挨得那样近，枕头连枕头。我想一定是他有意那样安排的。那时我才知道，他叫吕红卫，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我感到自己从此变成了歌德诗剧中的可悲人物浮士德，而吕红卫就是终日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我的魔鬼靡非斯特。每当我阅读外文书籍时，我总是加倍地提防他。
不久，吕红卫也分配到猪场来喂猪了，据说是他主动要求的，为了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块“世外桃源”。跟他一块来猪场的还有一个我们A城的女孩子，叫苗小丽。她分配到猪场是因为同吕红卫是“一对红”，而他又是团支部指定的她的入团介绍人。我明确地知道他们同我的关系是改造和被改造、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虽然苗小丽是我的小同乡，我也并没有因此消除对她的戒备。那时谁的心不如同核桃一样，对旁人生出一层厚厚的硬壳呢？
有嘴，而且不是哑巴，却不能与人交谈，真是件令人难过的事！鲁滨逊和他的鹦鹉说话，我就和猪谈心，排遣烦闷。不久，老猪倌生病了，吕红卫也被公社抽去搞“内查外调”了。偌大个猪场，只剩下我和苗小丽两个人。虽然四个人的活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了，但我却因为暂时摆脱了吕红卫，反而感到非常舒心畅意。
有一天，我趴在猪圈门上，对一头马上要屠宰的猪喃喃自语：“你这位天蓬元帅，日子过得不错呀！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养得浑身是肉，脑满肠肥，虽然迟早逃不过挨一刀，可毕竟享够了清福呀！斯人自叹不如矣！”我是用英语说的，站在我身旁的苗小丽却捂着嘴哧哧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我奇怪地问。
“你说的怪逗！”她眨眨眼睛，抿着笑唇，“一个人怎么能羡慕猪呢！”
这小同乡的话使我不禁有点发窘。她竟能听懂我刚才那番话，可见英语口译的水平相当不低，我不禁对她刮目而视了。
“你会英语？”我又用英语问了一句。
她点点头。
接着，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都在国外留过学。“**”开始不久，便双双受到审查，不准教课了。妈妈没课可教，便在家中教自己的女儿。妈妈曾对她说过，外国语是打开现代科学宝库的钥匙。苗小丽英语讲得很流利，发音准确，掌握了许多日常生活词汇。她刚满十七岁，看上去显得更小，如果戴上红领巾，便像个大孩子。从那天起，我和她，一老一少两个中国人之间，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英语。它打破了我们之间监督和被监督的界限。我对她不再充满戒心，她也给予我人格上的尊重。而这一点，在当时当地对我是何等的珍贵啊！一喂完猪，我们就凑在一起，用英语娓娓交谈。无形中，我成了她的英语老师，她成了我的学生。她异常聪敏勤奋，记忆惊人。我偷偷把带来的那几本英文书籍借给她，她高兴得脸上浮起了红晕。
吕红卫从公社“内查外调”办公室回到猪场后，我便又主动拉远了跟小同乡之间的距离，可是她照样以亲近的态度对待我。我已经觉察出，吕红卫开始用一种研究的目光注意我们的接触了。
坦白地说，我也曾在暗地里留神观察过吕红卫，他仅比我的小同乡大一岁，却总是用一种自以为比对方成熟得多的、老大哥式的矜持态度关心她，经常提醒她向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干活的时候，他总是一声不吭地抢着干脏活累活，这使我跟小同乡都沾了不少光。我从他对她那种矜持的关心中看出了一种掩饰着的腼腆，这种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腼腆往往是一种微妙的感情的流露。在这方面我毕竟是过来人，每当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便有意避开。我虽然对“娃娃脸”从内心里那么不满，但却不愿妨碍这一对少男少女感情上的交流，因为那是人之常情嘛！
一天中午，我无意中听到吕红卫和苗小丽这“一对红”的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