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番话当成了谈话的邀约。出乎他的意料，她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在交谈的过程中，他试图将她的形象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当得知她身旁的年轻女孩是她女儿的时候，他便判断这位母亲应该比自己还要小个一两岁。她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如今也仍然透着灵性。那是一张五官分明的鹅蛋脸。一双湛蓝的眼睛，深沉而坚定。起初，那双眸子带着一丝挑衅的意味，但随着瞳孔渐渐隐入虹膜，又让它们流露出一种丰富的感性气质，让人捉摸不透。当瞳孔再度显现时，这种若隐若现的天性重新受到了矜持的约束。然而，衬托着她丰满胸部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夹克，却将她骨子里的叛逆展露无遗。
几个星期后，在厄尔斯福特阶梯音乐厅，他再次遇到了她，并趁着她女儿不注意的时候与她亲近起来。她有一两次提到自己的丈夫，但听语气似乎并不像是一种警告。她的名字叫西尼考太太。她丈夫的曾曾祖父来自莱亨[3]。她的丈夫是一位商船船长，往返于都柏林与荷兰之间。他们有一个孩子。
第三次碰巧遇见她时，他鼓起勇气提出想要和她约会。她赴约了。这便是后来许多次约会的开端。他们总是约在晚上见面，再找个安静的地方一起散步。然而，杜菲先生却对这段见不得光的恋情很是不满，他坚持让她邀请他去家里做客。西尼考船长也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以为杜菲先生看上了自己的女儿。他早已失去了与妻子寻欢的兴致，因此也不认为别人会对她产生兴趣。由于西尼考太太的丈夫时常出海，女儿又常在外面教音乐，杜菲先生便有了很多机会享受西尼考太太的陪伴。他们两人都不曾经历这样的冒险，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渐渐地，他将自己的思想与她缠绕在一起。他借书给她，为她提供观点和想法，与她分享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她什么都听。
有时为了回馈他所分享的这些理论，她也会讲一些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她以近乎母性的关怀，敦促他充分释放自己的天性；她成了他的“告解神父”。他告诉她，有段时间他曾经协助爱尔兰社会党组织集会；在一个点着昏暗油灯的阁楼上，在一群刚醒了酒的工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后来社会党分为三派，每派都有各自的领袖和阁楼，他就不再去参加这种会议了。他说，工人们展开批判的时候畏首畏尾，可对工资的问题却兴致盎然。他说，他们是一群面目可憎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讨厌循规蹈矩的生活，只是因为不想工作罢了。他还告诉她，近几个世纪，都柏林都不大可能出现什么社会变革。
她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他反问她，何必呢？语气略带不屑。为了和那些只会堆砌辞藻，而不能连续思考六十秒的知识贩子一较高下吗？为了让自己置身于那些把道德问题交给警察、把艺术追求托付给剧场经理、见风使舵的中产阶级的批判之中吗？
他常常去她在都柏林郊外的小别墅与她共度良宵。渐渐地，他们的思想交织在一起，讨论的话题也不再那么遥远。她的陪伴犹如栽种一株舶来植物的温床。有好几次，她故意不去开灯，让黑暗降临在他们身上。昏暗隐蔽的房间、与世隔绝的环境，以及仍在耳畔萦绕的音乐，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使他得到了升华，磨平了他的棱角，还为他的精神生活注入了情感。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会自言自语。他觉得自己在她心目中会上升到一个天使的高度。然而，随着伴侣热忱的天性与他越发贴近，他听见一个诡异的、没有人情味的声音，他认出那是他自己的声音，那声音告诫自己，要让灵魂保持不可救药的孤独。那声音说：我们不能把自己交给别人，我们只属于自己。这番话的结果是：一天晚上，西尼考太太表现得异常兴奋，她激动地抓住他的手，并将它紧紧地贴在脸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