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用金钱买来的、
鬼鬼祟祟的爱情让他心中充满绝望。
詹姆斯·杜菲先生住在查佩里佐德[1]，他虽然是城里人，却希望住得离城市越远越好，而且在他看来，其他郊区也不过是尖酸刻薄、有悖传统和装腔作势的代名词。他住在一间昏暗的老房子里，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看见一座废弃的酿酒厂，还能向上望见都柏林赖以生存的那条浅河。他的房间里没有铺地毯，高高的墙上也没有挂装饰画。屋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购置的：一张黑色的铁架床、一个铁制的脸盆架、四把藤椅、一副衣架、一只煤斗、一道火炉围栏、一些用于拨火的铁器，还有一张叠放着双层书桌的方台。墙壁上的凹室是用白木架子做成的书柜。**铺着白色的床单，床脚放着一块黑红相间的软垫。脸盆架上挂着一面小手镜，若是在白天，壁炉台上唯一的装饰，便是那盏罩着白色灯罩的小灯。白木架子上的书籍是按照体积大小自下而上摆放的，书架底层的一端放着华兹华斯全集，顶层的一端放着一本用笔记本硬皮封面装订起来的《梅努斯教义问答》。书桌上总是放着写作用的素材，有豪普特曼的《迈克尔·科莱默》的翻译手稿，其中舞台指导的部分是用紫色墨水写成的，还有一沓用铜针固定在一起的小纸片。这些纸片上大多记录着一句箴言，但颇为讽刺的是，贴在第一页的竟是“胆汁豆”[2]的大字标题广告。一掀开桌板，便能闻见一阵淡淡的香气——一根新买的雪松木铅笔的香气、一瓶胶水的香气，或者是一个遗忘在那里已经熟透了的苹果的香气。
杜菲先生厌恶一切预示着生理或心理疾病的征兆，中世纪的医生恐怕会诊断他为“沉郁的土星之子”。他的脸庞像都柏林街道一样呈棕褐色，仿佛诉说着他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生故事。他的脑袋又长又大，上面长着一头干枯的黑发，黄褐色的胡子遮不住那张不显友好的嘴巴。他的颧骨使脸看起来更为尖锐，但那双在黄褐色的眉毛下观察世界的眼睛，却未曾露出一丝严厉的神色，给人的印象是：此人时刻准备着迎接他人向善的天性，却又往往失望而归。他在生活中与自己的躯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以一种怀疑的眼光从侧面观察自己的行为。他有一个怪癖，即喜欢为自己作传，因此时常在脑中构想关于自己的短句；这些句子的主语用的是第三人称，谓语用的是过去时态。他从不对乞丐施舍，走起路来步伐稳健，手里还握着一根结实的榛木手杖。
多年来，他都在巴格特街的一家私营银行当出纳。每天早上，他会从查佩里佐德坐电车来上班。中午时分，他会去丹·勃克店里取午餐——一瓶拉格啤酒和一小盘竹芋粉饼干。下午四点他就下班了。他会去乔治街的一家餐厅吃晚饭，在那里他觉得心安，因为不必跟都柏林的公子哥儿们来往，而且食物的价钱也算合理公道。到了晚上，他不是在房东太太的钢琴前弹琴，就是在城郊四处闲逛。他喜欢莫扎特的音乐作品，所以偶尔会去听一场歌剧或音乐会；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消遣。
他没有伴侣也不交朋友，不去教堂也没有信仰。他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不与任何人产生交集，只有在圣诞节期间才去探望亲人，并在他们去世后，负责把他们的遗体送进墓园。他履行这两项社会义务，是为了维护传统的尊严，但对当今社会规范公民的惯例和制度，他决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他允许自己相信，在某个命定的时刻，他会将自己工作的银行洗劫一空，但这一时刻仍未到来，所以他的生活就这样平淡地继续着——像一本没有波澜起伏的书。
一天晚上，在圆形剧院，他发现自己坐在两位女士身旁。大厅里观众寥寥，寂静无声，一切都令人沮丧地预告着这场演出的失败。靠近他坐着的那位女士朝空****的大厅扫了一两眼，然后说：
“今晚人这么少真是太可惜了!让演员们对着空板凳唱歌简直是一种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