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观察这座教堂时，葛里菲兹和依诺船长也从诺亚方舟里出来了。
我们三个人打算去附近的那座教堂转悠下，在新加坡，教堂其实是很少见的。
新加坡早期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使用的名字也各不相同。古时新加坡的马来语名为NegeriSelat，意为海峡之国。公元3世纪，中国将新加坡叫作“蒲罗中”，即马来语的“半岛末端的岛屿”。《新唐书》称“萨庐都”，《宋史》称“柴历亭”。
在18世纪中叶，英国正在扩张其在印度的版图以及与中国的贸易。他们急需找到一个能够让其船只停泊、维修的港口，以在与荷兰人的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因此，他们在槟城(1786年)和新加坡(1819年)建立了贸易站。
1824年3月的《英荷条约》(Anglo-DutchTreaty)。根据此条约，荷兰撤销所有对英国占领马来亚、新加坡的反对意见，并将他们在马来半岛和印度的所有殖民地让给英国人。作为回报，英国同意将其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让给荷兰。两国在马六甲海峡中划出一条分界线，两国各自取其南北两端。英国也依此条约从荷兰手中获得马六甲。
该条约也有效地削减了柔佛苏丹国的影响力，它的国土被分成三份：位于马来半岛的柔佛(仍属苏丹管辖)，新加坡(已经正式属于英国)，和廖内群岛(由荷兰控制，今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第二个条约是8月与新苏丹东姑胡申和天猛公签订的，两个人同意将岛屿的管辖权让给英国，而因此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现金回报。
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三个英国位于马来半岛的殖民地，于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受到英属印度当局的管辖。到1832年，新加坡成为殖民地的政府所在地。1867年4月1日，海峡殖民地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位于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直接管辖。
所以，从1819年到1942年的这漫长的岁月里，新加坡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我们走近教堂后，也不出意料的发现，这座教堂也是英国人在1819年到1942年间留下来的其中一座。
它的造型与坐落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纽盖特街与纽钱吉街交角处的圣保罗大教堂(’sCathedral)相同，有标志性的圆顶，这是巴洛克风格建筑的特征之一，以其壮观的椭圆形空间而闻名，同时也是英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
我们围着教堂绕了一整圈，还是没有进去，因为我们三个人都知道这座教堂多年来都没有人来维护、翻新，搞不好会有坍塌的危险。所以，只是透过那些墙壁上碎掉的彩色玻璃露出的大洞，向里面张望。
这座教堂的平面是一个拉丁十字形，纵轴大约有两个诺亚方舟的舰身长度，横轴大约有七十米。十字交叉的上方矗有两层圆形柱廊构成的高鼓座，其上是巨大的穹顶，直径三十来米，离地面有百米之高。教堂正门上部的人字墙上，雕刻着圣保罗到大马士革传教的图画，墙顶上立着圣保罗的石雕像，整个建筑显得很对称且雄伟。
正面建筑两端建有一对对称的钟楼，西北角的钟楼为教堂用钟，西南角的钟楼里也吊有一口大铜钟。
教堂内有方形石柱支撑的拱形大厅。
我站在外面，也还隐约可以看出当初在各处装饰着的金碧辉煌的重色彩绘，四壁挂着耶稣、圣母和使徒巨幅壁画。
唱诗班席位的镂刻木工，圣殿大厅和教长住处螺旋形楼梯上的精湛铁工，都反映了当年的高度艺术与装饰水平。
教堂内还有王公、将军、名人的坟墓和纪念碑。
不过，如此雄伟的教堂。
却不知道为什么，带给我们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一开始从远处看去，我并不觉得这座教堂有多么破烂。
但现在，跑到了近前，我才发觉教堂巨大的穹顶的四分之三已无影无踪，后期安装上去的承雨管大段大段的消失，剩下的几截晃晃悠悠地悬在半空，在风中摇摆不定，嘎吱作响。
不只前面的窗户，大多数的彩色玻璃窗户都成了一个个的大缺口，过去漂漂亮亮的外墙上到处是蓄意破坏者喷吐的下流图画。
在这座教堂的后方，还有建筑，这是一片规模很大的建筑群，教堂的后方除了钟楼以外，它的左右两翼还分列着办公室、车间、一个托儿所、许多宿舍楼，另外还有一个大食堂。
可能是过去，这里的教派要求它的信徒将自己在俗世中拥有的一切财富全部捐献给教堂，然后在这里共同生活，所以才会形成这样一个管理严密的小型社会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