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眼光看，研究所无论哪一个人都得承认，工人阶级在“领导一切”的年代里，还是很叱咤风云地领导过研究所一阵子的。时至今日，那段已成为历史的“领导时期”，仍令研究所的“臭老九”们谈虎色变。
因为他们都还记得在那个时期他们曾被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地“管理”过、“领导”过、“改造”过、“专政”过。他们曾被侮辱与被损害。这是历史。历史要从人们的头脑中被忘却、被冲淡，所需要的时间可真不短呢！有时向别人声明忘了，或者自以为忘了，其实不然。当年挨过的狠拳、老腿和嘴巴子，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痕呢！愈是扬眉吐气之日，反而愈发隐隐作痛。也有人真的想忘了那些。郭怀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常常怀着善良的愿望宽容豁达地想：那都是“四人帮”的罪过，和绝大多数工人无关。工人们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嘛！起码在形象上是严重地被侮辱与被损害了。刻骨铭心、耿耿于怀地牢记他们的一笔账，不公平，也损伤知识分子的形象。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还是要同心同德搞“四化”嘛！
谁能说郭怀章头脑中的这种想法不美好？遗憾的是不能被许多人理解和信服。七号楼里的几个工人就不太信服。这令郭怀章时常苦恼。
“瞧他那走路的步态，多神气！”
“人家现在是‘副总’了，高级知识分子么！”
“每月一百多块拿着，整天都做了些啥贡献呀？反正我不知道！”
这类话，他没少听到。虽说当成过耳风，不计较，但心里毕竟不舒畅。
去年冬季有一天，西北风刮得很猛，他走进楼里，忘了关楼门，恰巧被曹正直碰见了，拦住他不客气地说：“大知识分子，把你那玻璃管尾巴拖进来好不好？怕关上楼门夹碎了怎么的？这点公德都没有？”
他被说得刷地红了脸。当天夜里反省了大半宿，扪心自问，自己那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知识分子的尾巴”是否翘起来过七号楼的“领导阶级”——不，现如今只能说是工人阶级了，对研究所的“臭老九”们的时来运转老大不服气。
“要是研究火箭、原子弹，还有宇航什么什么的，一研究出来，嗖！上天了！全世界都服的，咱们也服！可咱们城建研究所的这些大知识分子们……事实作证嘛！建所二十几年了，咱们这座城市没变什么样嘛！”
言外之意还是那三个字——不服气。
可不服气又管什么用呢？据说不久评定职称，“东半球”的某人某人，有可能也像郭怀章一样，升入到“高级”的那一层去。他们有意见没处提！
倘若从广播里听到或者从报纸上看到什么什么单位，又破格提拔了某个知识分子，批准了某个知识分子入党，为某个知识分子解决了住房或其他什么生活待遇问题，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话来：“‘臭老九’们如今可真是连升官带发财，又吃香的又喝辣的了！”何况，他们对于“全世界都服”的，内心里也并不见得就真那么服。七号楼“西半球”的人们，是很难摆脱一种像咒符一样牢黏在他们大脑皮层上的思想的——工人阶级养活着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几位，是当年在曹正直的率领下，代表“领导阶级”，掺沙子掺进七号楼的。“四人帮”一粉碎，他们的政治心理天平翻倒了。大梦初醒的同时，他们不无一种复杂的失落感。他们隔夜之间便在七号楼中由楼主的地位处于孤独的地位。他们自然而然地彼此靠拢。
被“沙子”磨砺得够惨的“臭老九”们，当然也要自然而然地靠拢，彼此倾诉积郁在胸的衷曲。彼此给予一些慰藉。失去了领导地位的“领导阶级”和由臭变香了的“臭老九”们，由于互相对峙的心理作用，经过几遭搬动，在七号楼中形成了楚河汉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