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楼是幢小二层楼，在城建研究所院内，居住着四八三十二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原先，它是办公楼。后来，变成单身宿舍楼。再后来，很符合规律地，变成家属宿舍楼。于是它给研究所院内增添了些许生活气氛。夏季的清晨，楼窗敞开，会听到小孩的啼哭、母亲的摇篮曲、父亲的呵斥、两口子吵架、邻居抬杠……暑热难消的夜晚，会听到在路灯下纳凉的人们甩扑克牌、敲象棋盘的声响，过分认真的支招者粗嗓尖腔的纷嚷，或者不知疲倦的谈天说地，女人忍俊不禁的嘻嘻哈哈和男人毫无顾忌的开怀大笑，或者接触不良的半导体时续时断令人听了难受的“音乐”……那准是曹师傅在旁若无人而且不厌其烦地摆弄他的“丢不了”。逢年过节和研究所发工资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七号楼里会连绵不断地飘出清蒸鸡、油炸鱼、红烧肉、炖蹄膀的香味儿，和曹师傅家炼辣椒油的焦烟，飘得挺老远。
秋季一到，七号楼前，这里那里，码着一堆堆白菜，像菜市场。东一个坑，西一口“井”，不是防空洞，是菜窖。一年四季，只要天晴，拉在几棵老柳树之间的粗铁丝上，晒出的被褥和各式各样的男女衣服，如过街旗。
研究所的头儿们，早就觉得这类蒙太奇和音响效果有碍一个研究单位的观瞻，几次筹划要把这三十二户公民搬迁到研究所院外，无奈住房紧张是当代的普遍性社会问题。城建研究所虽然担负着整个A城的城市建设包括民宅建设的百年大计，但对如何解决本单位三十二户公民的居住问题，却一筹莫展。此种关系到七号楼公民们切身利益的筹划，令他们抱着殷切的希望兴奋过几遭，也诅天咒地失望了几回。由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他们也就渐渐不抱什么希望了。自己泯灭了希望，他们便住得安定了。可不是么？和住在院外的人家相比，他们打开水方便，在食堂买饭方便，洗澡方便——院内有单位浴室，上下班方便，往托儿所接送孩子也方便……当然，还有纯经济上的考虑——房租和水电费是象征性的。电冰箱、洗衣机，只要买得起，是不必计算耗电量的。从局外人的眼光看来，七号楼的公民们，简直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乐在其中了。
某一天，研究所的头头脑脑陪同一位美国城建专家到食堂吃“客饭”，路过七号楼，不知谁家雇的老阿姨正在晾孩子的尿布。她惊奇地望着那外国人，一边抖着尿布片上的水珠，一边对那美国城建专家报以主人似的亲切友好的微笑。自从她那个在电影制片厂某导演家做阿姨的小同乡告诉她，这样微笑过一次，曾当场得到一张自己的彩色照片后，她便时时盼望有机会在哪一位外国人面前也来那么一笑。不是小县镇照相馆里的照相师傅用颜色笔涂描的，是真正的彩色照片！寄回家乡去，叫家乡人开开眼。这想法是大可理解的。她果然没白笑，美国专家不但回报以亲切友好的微笑，同时举起了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照相机啪嗒一响，专家直起了身，老阿姨伸出了手。
“喏，喏……”专家摇头，摆手，叽里咕噜了一番洋话。翻译立刻对老阿姨说：“他很抱歉，他的照相机，不是能立拍立取的，是很普通的一种，胶卷也不是彩色的……”老阿姨听罢，不免大为扫兴，撇撇嘴，吐出三个字：“瞎胡整！”专家惑然了，瞠目瞧着翻译。年轻的女翻译够机智的，故作认真地信口说：“她说，欢迎做客。”言罢，瞄了那老阿姨的背影一眼，自己也抿嘴暗笑了。这一小段插科戏，被七号楼二楼上的一个人看了个从头至尾。这人便是研究所传达室的曹师傅曹正直。那一天早起他就胃疼，在家休病假。
“外国人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真他妈给中国人现眼！”他心里谴责着老阿姨，从窗口往回缩他那肥胖的身子，一不小心，胳膊肘碰掉了摆在外面窗台上的一盆心爱的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