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老应该算得上是一位不太老的老革命了。如今四十年代的许多革命者，都曾担当过省部级甚至更高的领导了，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的他，难道还不该算得上是一位老革命吗？说他不算老，乃因他参加革命那一年实际年龄小，才十三岁，属于“红小鬼”之列。
如今他是从正厅级的职务上离休了。赋闲在家了。养养花，学学书法，偶尔被邀请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倒也渐渐习惯了赋闲的日子。
有一天X老收到了一封从家乡寄给他的信。他的家乡是一个至今仍很穷的农村。信是他的一个“堂弟”写给他的。信上说地方政府要修公路。“要想富，先修路”嘛！公路必从村中修过——他家的老屋子，正在路段上，是非拆不可的。村里的干部估计了一下，大概能拆下价值三百多元的旧木料。那些木料或卖了木料的钱，当然应该归X老……
于是X老持着信，就动了思乡之情。他自从少小离乡，参加了革命，就再没回过老家。于是他回忆起了那幢老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早没人住更没人修缮过，想必早已破败不堪了……
进而又回忆给他写信的“堂弟”，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革命胜利后，他入了城，当了干部，就将老父老母和弟弟妹妹一干亲人及亲人们的亲人，先后分批接到城里，都力所能及地一一安排了工作。父亲是独子，也没有堂兄弟。连父亲都没有堂兄弟，他想他又哪儿冒出个“堂弟”来了呢？记得他的父亲在世时，他曾数次问父亲，想不想回老家看看？如果想，他是很愿意陪伴父亲回老家一趟的。
可老父亲每次都这么回答：“哎，老了，又病怏怏的，颠簸不起了呀。再者，老家一个亲戚都没有了，同辈的乡亲们都不在了，回去看谁呀？……”
父亲生前的话，不也证明自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堂弟”吗？
噢，对了对了，他终于想起，十几年前，也曾收到过一封家乡来信，也是一个自称“堂弟”的写来的。他记得，那一封信和这一封信的字迹一样，都很稚嫩，且都是用铅笔写的。显然都是孩子写的。那一封信没保留着，所以他也就无法判断，两封信是否是同一个“堂弟”家写来的。
那一封信写了许多家里生活如何如何困难的情况，希望他这位当了官的“堂兄”，能寄回些钱接济接济。
当年他也曾对“堂弟”二字犯过疑惑，并问过老父亲，自己是否有一位“堂弟”在家乡。——对了对了，老父亲当年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三代单传之家，堂弟焉能有之？
尽管如此，当年他还是给那“堂弟”寄去了三百元钱。三百元钱，在当年是不少的一笔数目了。不是“堂弟”也是乡亲啊。革命干部岂能在乡亲写来信求助时无动于衷呢？
那么这一个“堂弟”，也必是乡亲无疑了，姑且不论是不是那一个“堂弟”……
此信也写了许多家里的生活如何如何困难的情形。其实不写他也想象得到。未脱贫的一个农村，乡亲们的日子还会好过吗？
但此信却又非是封要钱的信，而是说“堂弟”的小儿子早已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所以还迟迟地没娶媳妇，乃因盖不起房子。他家那老屋，拆下的旧木料不是能值三百多元钱吗？希望他写个字据寄给“堂弟”，“声明”那笔钱或那些木料，自己愿主动放弃所有权，无任何条件地给予“堂弟”……
X老看罢信，当即就用毛笔写了一份“声明”，还郑重其事地盖上了自己的图章，并亲自到邮局去寄了。从老家的旧屋拆下的一点儿木料，乡亲写信来要了去为因盖不起房子而娶不上媳妇的小儿子盖房子用，能不急乡亲之所急吗？如果不，如果反而要求村里将那些木料代卖了，将钱寄到城里他的名下，那自己还有半点儿人味儿吗？……
第二天他的心情仍受此封信影响，不禁地联想到了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郁郁寡欢地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对“堂弟”也是对自己说——乡亲们啊乡亲们啊，在你们急需之际，我仅仅给你们一些陈朽的木料是不够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