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悄悄附耳对我说：“阿兰就这么个脾气，无论什么场合下，只能别人等他，他不能等别人。”还说，他就高兴别人说他像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隆”。我是电影制片厂的人，又是作家，由我口中说出这话，就更有权威性，他就会更加高兴。也许一高兴会少要我三千四千元钱。
我回答，如果他真像“佐罗”，我肯定说他像。
我偷偷将二百五十元钱塞给朱。他又塞还给我，说在这儿吃饭，根本不必花钱。经理是阿兰父亲当年的手下人，这次是阿兰做东，没人敢收他的钱。
大家一边吸烟，一边耐心等阿兰。
我和吴便谈起他的诗来。听我说他的诗写得不错，他挺得意。我问他发表过没有？他说没有，根本没投过稿。又问何以不投稿。答曰：“无门路。”
我说：“只要诗写得好，不必靠门路。”
他世故地一笑，说：“事事处处都讲门路，我不信文学界不讲这一套。”
我说，我可以替他推荐。
他说不用，阿兰已经拿去了几册他的诗集，答应替他找“门路”。估计选发几首没问题。我见他胸有成竹，便不再多问什么。
阿兰终于来了。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大家纷纷站起，我也就跟着站起。细端详，见他确有几分像那位鼎鼎大名的法国电影明星。再看那姑娘，穿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咖啡色无袖连衣裙，白颈上戴着金项链，红唇黛眉，明眸皓齿，秀色可餐。端端地坐在那里，摆出一副冷漠的高雅姿态。但气质中，却透出脂粉无法掩饰的俗来。阿兰并不向大家介绍那“咖啡女郎”。大家也不问。仿佛他们之间，定下过这种纪律。她却不时向我瞥来几眼。我对她的“档级”已有所估价，不觉得她足以吸引我，便仰脸去研究头顶的吊灯。朱和张唤来服务员，吩咐开始上酒上菜。几道凉菜上来，朱和张对视一眼，朱首先举杯站起，大声说：“来，首先为阿兰和梁作家的相识，大家干了这一杯。”
我的“恩人”和我轻轻碰了一下杯，一句话没说，一饮而尽。
接着那“咖啡女郎”也和我轻轻碰了一下杯，粉面上现出一种接近妩媚的笑，扭捏作态地说：“还请梁老师多多关照啊！”
我虽然不知我能“关照”她些什么，也不得不应酬一句：“好说。”喝了一口酒，觉得一股苦涩流入胃中。
我刚欲落座，朱和张一左一右，两面夹攻，非逼我干了不可。我说我胃不好，也不胜酒量。他们说啤酒没事儿，是**面包，并且含有多种维生素，还健胃。我拗他们不过，只好喝下了那一杯啤酒。顷刻便觉心跳脸烧。
菜一道道地上来，转眼在餐桌上摞成了座小山。我也找不出什么话题和他们主动交谈，只是不时相陪着站起、碰杯、饮酒而已。气氛不免有些冷落，幸亏朱和张频频举杯，插科打诨，造成虚伪的热闹。业余诗人已开始向“咖啡女郎”大献殷勤，不时往她面前的盘子里夹菜。而她却一味地颦眉嘟嘴，嗲声嗲气儿地说是这菜吃腻了，那菜一口不吃。
酒过数巡，我举起了杯，站起来望着我的“恩人”说：“这次归家，蒙您帮助，为了房子，我向您敬一杯。
他也就缓缓站起，受之无愧地一笑。说：“小事一桩。不过，你的酒得满上！”
于是朱给我斟满了酒。
不干，对方已在期待。我自讨苦吃，只好一皱眉，又干了一杯，就觉得有些天旋地转。还没等我坐下，阿兰已从上衣兜掏出房证，用两根指头夹着向大家亮了亮，隔桌抛到我面前。他脸上浮现—种施舍者的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收起房证，拉开提包，取出一个印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字样的大信封，双手递交过去，说：“钱在其中，请当面点清。”对方伸出一只手，将我拿着信封的手推了回来，说：“何必这么认真？饭后再说！”朱便按我坐下，嗔怪道：“你这是干什么？饭后再说，饭后再说！”我本想交了钱，找个什么借口离开。看出不可能，无奈横下一条心，舍命陪“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