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向弟弟、弟妹、妹妹和妹夫们宣布——我要为家里买房子。
“买房子？”三弟妹瞪大了眼睛：“买商品房？”
我肯定地点点头。
“那可得很多钱！”四弟妹慢声慢气地问：“二哥，你这几年存了多少稿费呀？”那口气，根本不像是和我谈论一件正事。她不信我的话。我看得出来。
我反问：“买一套三屋一厨的商品房，得多少钱？”
“六万五，也许还要多。”
“两屋一厨呢？”我的声音低了一些。
“四万五。”
“一屋一厨呢？”我的声音更低了。
“二万五。”
“只……买一间住房呢？”
“没有这样的商品房。”
“那……一万元究竟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呢？”
“那只能买一间泥草房了吧……”四弟妹的语调，也随着我的语调而降低了。
“二哥，现在不是几年前了，一万元，连一间泥草房也买不下来。你的心意我们都领了，你也别太为家里操心了……就让我们胡混着过吧！”始终不插言的妹夫，很动感情地开口说了这番话，他是在给我垫台阶，怕我尴尬。
我慢慢垂下了头。一万元现钱我也拿不出来，这个数目是将一本还没出版的集子的稿费算在内的。爬格子可不像倒买倒卖的“二传手”们来钱那么容易。何况那时稿费低得可怜。
一阵沉默之后，我抬起头，坚定不移地说：“还是要买。一定要买！……”
弟弟、弟妹、妹妹和妹夫们都不作声。
下午，我离家走遍半个城市，去找在各单位工作的中学同学们商量此事。都七八年没见面了。有的甚至十几年没见了。见面后不叙友谊，却询问买卖房子的行情，我感到羞惭无比。幸而他们仍珍重与我的友谊，并能理解我的一片孝子之心。他们使我明白，一万元，在这座城市不可能买下一间房子，只能买下一间房子的居住权。又使我明白，所谓买卖居住权，是怎么一回事。
我曾听说过这种事，也从报纸上看到过对这种事的揭发，想到自己是个作家，便很有些顾虑地问：“那不是违法吗？”
“当然违法！”同学之一小朱肯定地回答。他是我找的最后一个也是寄予希望最大的人。
我说：“违法的事我不能做。”
他无声一笑，带点嘲讽意味地说：“你呀，真个是书呆子！违法一回事，法办另一回事！有成套公房空闲不住的，哪个会是普通老百姓？有几条法能真正办到官头上？你在北京那么多年，这点还不比我清楚吗？再说，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发家致富，各有一着。你呕心沥血爬格子，爬了多少年，爬满了几万页稿纸，到如今不才积攒下万把元钱吗？他们呢，一间房子的居住权‘转让’出去，也是万把元到手！左手‘转让’出一间，右手再捞到一间。有些官，就是这么坑蒙政府的！”
我怔怔地瞧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就是这个过去一向疾恶如仇的小朱，几年前写给我的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不正之风、以权谋私行为的愤慨。如今，他却当着我的面，振振有词地说出这么一大套“醒世恒言”！我简直有点怀疑他不是我的同学小朱，而是另一个与小朱长得相似的人了。
过去人们一谈及“以权谋私”的话题就色厉词严，慷慨激昂，如今谈及这类话题则轻描淡写，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连愤慨也不屑于流露了。这是一种意味着什么的转化呢？我不禁想到了那业余青年诗人的诗集——《灰色的赋格》。
小朱递给我一支烟，我们默默地吸起来。
“你呀，看来得接受再教育啊！”他又对我说。
我没马上理解他的话，便不作声。
“孙建国你还记得吗？”
他说的是我们的另一个中学同学。我点点头，表示记得。
“他老头子不是一个大工厂的厂长吗？你知道每年拿多少奖金？几千元！班组分奖金，小红包得塞给厂长一份。车间分奖金，小红包得塞给厂长一份。全厂分奖金，厂长当然还得有份！而且每份都得是特等！还有各分厂，下属服务公司、经营部，哪方面不得向厂长上贡？活都是工人们干的，年终总结时，还要说：‘在厂长的英明领导之下，乘改革的东风。’……”
他又是那么微微一笑。
我只有默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