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B的城市待的第二个月，大部分时间需要靠自己打发，她若来陪我，也可能会吵上一架。我总是忍不住讽刺挖苦她，却狠不下心不理她，她也总包容我，但也并未真正接纳。我们还留存在彼此的世界里，大抵是由于更好的人尚未出现，生活中的某些焦虑无处排解。
我买了一摞小说，入夜就看，天亮时睡去，下午打车去海边闲坐，一次次看夕阳坠入海平线，天空中部仍残存一团散淡白光，行人深蓝，大海深蓝，长堤上的塔吊亮起银灯。这个时候，我会打给B，从她的回应态度可以分辨她身边是否有人。她的社交圈照常进行，那些精致的高雅和道德，在妆容的衬托下倍觉动人。
最后一次见面，是我通过她社交圈的定位，去了一个活动现场，她见到我，不自然地笑了笑，故作生疏地说：“你怎么来了？”我当众亲了她一下，说晚上早点回来，然后转身离开，她在我身后强撑着，笑着喊道：“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啊！”
我非常憎恨B，钱也快花光了，回到酒店就收拾行李，准备马上离开。晚上B打来电话，说给我找了份工作，可以陪我安定下来。B说得很真诚，在我们的隔阂上劈出一道光，给了我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当时自尊受辱，满腔愤怒，狠狠羞辱了她一番，然后我们都陷入沉默。沉默是成年人的暴力。总之，我和B在种种迷惑，种种不确信中，互相厌弃，分道扬镳。一切发生得像是场意外，她的美好或许不该出现在我生命中。后来我在回忆里原谅了B。她对外营造的完美人设，是她的家世、外貌、努力融合而来的不易之果，她应当为自己留存些踌躇的自私。我也应当时刻谨记，如果付出时就想得到回报，那么回报一定比预期的少。
我有一个舅舅，早年在镇上做生意，后来迷上买彩票和打麻将，借了高利贷，但他没有像表哥那样剁掉自己的手指，一心还债，而是跑路了。追债的人堵在姥爷家门口，姥爷向母亲求救，母亲不知从哪儿听闻我挣了些钱，说她的腿摔断了，需要钱打石膏。而后，母亲便经常向我要钱，就算谎言被拆穿也能无耻地闪躲。她无理可说时，就会说：“对对对，我从来没生过你，没养过你，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舅舅也老了，在外面漂泊了许多年，偿还的利息远超过本金，对方在扫黑的压力下，主动把账销了。如今他在忆往镇娶了一个二婚女人，带着一儿一女过日子，开车、装空调、打孔、修热水器，什么杂活都干。母亲在南边的老小区里买了套二手房，墙上的涂料要全铲了重涂，请舅舅过来帮忙。这是母亲人生中头一次请舅舅帮忙，但她没想到舅舅干了两天便溜了，理由是太累。母亲又叫来一大帮人，有广场街的修鞋匠，鞋匠的摊位母亲给他找的；有老单位的司机，母亲给他说过媒；还有在家里闲暇的几个小辈，都是在母亲的照料下长大的。这些人先后来到二手房，听了母亲的装修计划，有的抽了根烟说房子不错，有的拿起家伙干了两下，无一例外都滑溜溜地走掉了。那天下午，母亲一个人在房子里骂天骂地，边哭边干活。
我也没有帮母亲干活，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我身上有伤。其实我的伤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在家慢悠悠整理好了自己的东西，等楼房打扫好，就搬进去。正如我无法学会母亲的叹息一样，她也学不会我的绝情。
离开C的前几天，她有所察觉，帮我整理行李，并买了很多吃的，我们互说了些关怀的话。这种关怀让我们燃起对彼此的留恋，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离别的馈赠，如果继续留下来，一切仍然不会变好。面对飘忽的人情，以绝情对待最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