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几个工人搭伙做饭，吃得很凑合，做饭的地方在A隔壁，A觉得我们可怜，总送菜过来。她的老公是运输组的组长，自己学过中医，经常给人把脉开方，家境宽松些，我们因此多了不少油水。大家都喜欢A，尤其是没有对象的年轻人，总在她的身上瞄，背后说的话不堪入耳。有天A主动爬上钢材垒起的高台，问我总坐在这儿看什么。我对A说，迟早得离开这儿。A说去哪儿都一样，不过趁年轻走走也好。我们的手臂不经意地挨在一起，若即若离。A说很后悔结婚，更后悔生孩子，如果重来一次，她要潇洒地过一辈子。后来她又说，感觉自己是个坏女人，她老公虽然脾气怪一些，爱骂人，两人半年也不做一次爱，但他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一度因A的惶恐而愧疚。
漫长的夏夜里，A只叫过两次我的名字。那晚一切如旧，狗吠声断断续续，大门口的灯光微弱，门口的空饮料瓶孤零零竖立着，当我准备推门而进时，听见A在里面尖叫：何南！我没有迟疑，撒腿就跑，几个人推门冲出来。在奔跑中，我又听见A叫了声我的名字。后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她第二次叫我是想表达什么。
我在一家黑网吧里藏了一晚，在地图上标了好多地方，其中包括忆往镇，但一想起母亲的叹息，就把忆往镇抹掉了。总之，我离开了云南，再也没回去过。A的老公给我打过电话，说要弄死我，后来我丢了几次手机，跟A彻底失联了。她大概离婚了，我偶尔会想起她，间隔时间次第渐长，愧疚的种子也枯萎了。
A或许试图相信些什么，我的绝情则让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也不承载任何人的希望。我还想提醒身边所有人，我们聚在一起并非出于爱或其他伟大高尚之由，而是各种意义上的捆绑与妥协，但大多数人甘愿深陷其中，我对此深感悲凉。
从云南北上，我流浪了几个二线城市，试着做一些小生意，有赚有赔，也认识了不少人，都没留存下来。我从这些或好或坏的人身上看见，他们无论如何都能基于经验和天性，找到某种生存方式活下去。
我一般在傍晚时起床，打开电脑看影视剧打发漫长的黑夜，可一部电影会播放失败几十次，到天亮也播放不完。有次我在看一个病人抗癌的视频，网络又卡了，我突发奇想测试一下网速，可测速网页根本刷不出来，我觉得我这样活着很傻，非常傻。我打给宽带公司，他们说绝对是路由器的问题，我买了个新的，可依然很卡，宽带公司则表示那也许是别的问题，反正不会是他们的问题。这就是我在老宅的生存方式。
我用这种思维解构母亲，发现她的生存方式是在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她无私付出，是为了某天得到更无私的回报；她极力释放负面情绪后，又会耐心地磨平一切争执。
她依靠着这种巧妙的平衡，竟然凑够了买房子的钱。
母亲的前继女患有妥瑞氏症，下巴随时会突然往右上方一拧，脱口而出一句脏话，但她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丈夫，在县环卫局当副科长。母亲把一封长信投到了环卫局的投诉信箱，几天后，她的前夫来广场街找她，问她到底要不要脸。
“我想好几天了，跟你过了这些年，你不能就这么说散就散。说不要脸，也是你不要脸在先。”
“妞妞找个像样的婆家不容易……”
“何南还没着落呢，我也想给他找个好媳妇！”
“存折都在妞妞那里藏着呢，你也知道，她拿得紧。”
“那你为什么来？还不是她让你来的？我也不想闹到这一步，都是你们逼的！下一步我就发朋友圈，让邻居都知道这事！传单也印好了，就在家放着呢，逼急了我把全县的电线杆子都贴一遍！”
“我在你身上搭的钱还少吗？你之前那个店，现在这个摊，不都是我给的？你不要脸那我也不要！随你便吧，你个白眼狼！”
“行，你骂，反正这些年我都习惯了。咱都走着瞧吧。”
